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性的难题。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看门人，同时提供和控制有关信息、娱乐、通信或其他短效商品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

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报纸发行人（还有新闻记者、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他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他的工作时，他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或者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

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来说，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专业人士通过同职业内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人更容易理解面临竞争而不是被废弃的前景。

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有一种倾向，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来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到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于各种媒介的相当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结果，对媒体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的旧的障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的特征性瓶颈。以前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被广泛地业余化。一旦专业转向业余化，业余也就是专业化，媒介人员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微博客、视频博客、播客等等。但是后面这些项目却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built-in scarcity）性质。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再不会有一个时刻我们作为社会人可以自问：“我们想要这样吗？这股生产、访问和传播信息的洪流，我们真的想要它们即将带来的变化吗？”它们已经发生了。从许多意义上讲，支持群体形成的网络的兴起不应被视为一个发明，而是某种结果，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不可能再取消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