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登现身以前，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美国政府不会监控人民私隐；但斯诺登的神勇抉择，让世人确信，美国政府是在监控人民私隐。“相信”与“确信”终究很不一样。如同老婆直觉老公在外头有小三是一回事，但当偷看到小三乃至小四小五写给老公的情欲短信，并在他的公文包内找到几个雷神避孕套和几粒伟哥，又是另一回事。此时此刻，老婆会想，我早已知道他是坏蛋，却想不到他这么坏，更想不到他会坏到这个程度；而此时此刻，老婆手里有了证据，便可申请离婚，向衰鬼老公要求分身家了。

证据是重要的。证据就是细节，细节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好可以升华到什么地步；也可暴露一个人的坏可以沦落到什么境地。在你公布坏蛋的证据之际，其实同时在支撑自身的公义，这是名誉的拔河，你多用力把绳子拉来一寸，对方手里的绳子便被拉前一寸，到最后，跌个踉跄，你赢了，观众为你喝彩拍掌。

所以斯诺登不应该再吞吞吐吐了，请多提供一些“干货”，向世人公布更具体的美国监控计划，把细节真相呈现于世人眼前。唯有愈否定对方，才能愈保障自己，向其他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筹码也愈多、愈大。反正已无退路，唯有继续前行，把好事进行到底。但继续前行亦须谨慎选择，别让最先的抉择的意义全面崩溃。尽管踏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但若跨出错误的第二步，即令第一步由正确变成双倍的错、三倍的错、百倍的错。中国古话有“为德不卒”之说，那是很令人沮丧的事情，还不如原先不“德”，因为一旦不卒，为德即易变为恶。

是啊，德与恶的取舍是难的，但坚持更难。据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组成的监控系统，雇用多达四五千人，每天上班下班，年中无休，24小时行动，令全球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咦，那就难免让人好奇：为什么数千人里，只出现一位斯诺登？其他人都愿意服从？都甘心助纣为虐？都不敢有所泄露？晚上都睡得着觉？

这统统是“协作心理学”（psychology of collaboration）的大好研究题目。战后法国有人做了大量研究，探索战时法国人的不同抉择：为什么有些人加入维希政府跟纳粹德国合作，做“法奸”？为什么有些人跑到英国，在“自由法国”里坚持抗拒？而跑不动却又不愿合作的人，又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妥协保命，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活下来，晚晚睡好或睡不好？各种调查考据，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暧昧。

大体来说，当然是威迫与利诱，但执行起来的过程、手法，则细致得多。譬如，纳粹德军会拣蟀，先开出一张名单，深入讨论：谁的性格比较软弱，容易被威迫或利诱成功；谁的价值观或宗教信仰比较坚定，而且具有影响力，不要花时间在其身上，大可去之而后快；谁的头脑比较简单，只要提供一些片面讯息，让他们相信犹太人的万恶以及“德法意共荣圈”之必要，即可取得其忠诚合作……诸如此类，判定之后，针对目标，分头“做工作”，组建治法班子的傀儡政权。

即使对基层的合作者，亦不是只靠打打杀杀的暴力恐吓。他们要上课，要开会，要阅读，要讨论，誓把洗脑工程进行到底。成功与否是一回事，至少对思考方向惯于遵从条条框框的德国人来说，把敌人从身体到灵魂彻底征服，才算英雄。战后的回忆调查发现，洗脑工程的最大吊诡在于，被洗脑者通常不会全盘相信纳粹德军所灌输的讯息，可是，听得多了，读得久了，他们会在心里产生疑问，认为讯息不会全盘错误。也正是这种似有若无、细微琐碎的疑问，在其心底开拓了一个 comfort zone（安全地带），让他们躲在里面，能够面对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绝对要不得，或多或少总有“正面”的地方。

正是这点细微的“自我良好”感觉使他们免于崩溃。人终究是人，虽有奴性，虽贪生怕死，却亦要想办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做奴才始可持久。助纣为虐的人，总能替自己找到助虐的一点点理由，哪怕就只是这么一点点，唉，非常小的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