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参与呼吁禁止“活熊取胆”的人群构成,用城市中产阶层、白领或小资等概念显然都不足以概括,从电视主持人、时尚名人、公司经理人到独立导演、记者及普通白领,可以说覆盖了各个阶层。很显然,这是一个持生态人道主义观念的世界主义人群,他们横跨了不同的经济或社会地位,可称作“城市新人”。
应该注意到这次“保卫狗熊”释放出的社会变动的信号。他们既非一个社团,亦非一个经济上的阶级,而是一个 “意见社群”,他们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成为一个自发的应对社会恶行的临时共同体。此前三十年从未出现这样一种公民现象,这可以看作通向社会自治的文化雏形,超越了以往类似事件所容易引致的政治化的社会冲突。
这群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城市新人”超越了中国模式的狭隘话语,即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恶行和道德衰败,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恶推动历史进步”论的翻版。近二十年并不存在所谓价值体系上的“中国模式”,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突飞猛进,仍然源于一种现代普世主义原则,即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开放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发展活力,中国模式只是一种操作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中城市终于诞生了类似发达国家的“城市新人”,他们不仅注重自我发展,参与帮助他人的公益善行,并且关注动物的感受。对动物“内心”的感同身受是发达社会中人的精神标志。对动物产生细腻的自我投射,在以前的贵族身上才有,比如某种超越人类的自我冥想,或与动物产生的同类相怜。
发达国家经过工业化之后,回归生态人道主义。但此次城市新人之奋起护熊,不是因为养尊处优而怜惜生物世界的弱势生存,而是一种对现阶段自身困境的顾影自怜。被取胆的活熊就像一个活体隐喻,或社会学的镜像,城市新人从熊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囚徒”处境,从而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恐惧性的自怜反应。
熊被囚于一个空间狭小的铁笼子,一个管子随时插入它的身体吸取其体液,活体取胆这一镜像给人绝望感。熊的受虐状态,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或者传说中的西藏农奴身上发生过,我这一代人还会想起《红岩》中江姐被国民党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更令人绝望的是,熊处在一个被完全操控的体系中,这是一个精神和身体上绝对的囚徒处境。熊被一个体系任意哄骗、规训和虐待,病了休息、吃药,身体恢复了继续被抽液;外来的拯救者来探视,熊又被打麻药或选出一个样板熊以供观看,装出一个幸福生存状。它的幸福时刻不是快乐,而是暂停虐待后的临时无痛。
从语言学上看,“活熊取胆”让这一代崛起中的城市新人产生一种隐喻化的现实感。比如,买房子,银行随意涨息,而抽取房产税是一个正在启动的现实;买汽车,眼看着一百元的油程越来越短;使用银行卡,手续费不断涨价……这一切就像“活熊取胆”,城市新人的银行账号不断被垄断集团活生生地定期扣钱。当一个个垄断集团像控制活熊一样,将中国的城市化产生的新人当作经济动物般榨取好处,这种豢养经济动物式的垄断性的市场模式很像一种后现代奴隶社会。
被囚的活熊不早不晚,正好进入了城市新人的视野,因此“活熊取胆”成为一个类似艺术能指的活体隐喻。新人们无疑将活熊看作自身处境的隐喻,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恐惧。从“七君子”式的名人发起呼吁,“公车上书”式的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诉求,再到勇敢记者揭示黑幕,加上新媒体对集体情绪的不断播散,使整个过程成为一场公民运动。
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反对虐熊的声浪中,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近似于一种公民社会的象征性排练。城市新人开始意识到,活熊被一个与全球化市场相关的垄断体囚禁,被规训为一种不断抽取利润的经济动物。被铁笼子羁押并插管取胆的“活熊”,成为一个后现代奴隶的能指。城市新人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亦有“活熊”被经济动物化的能指特征,因此他们开始自怜、焦虑,并奋起摧毁这一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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