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性是新媒体的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关键词汇。它的含义是多层面的，但常常被泛化得失去了本来意义，变成了“万金油”，以致人们在听到它时往往感觉不知所云。互动的基础含义是，某种直接行动会带来即刻的后果，也就是即时的反馈。这是建立在交换之上的，即存在某种传—受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就可以称其为“互动”的。它的基本模式是输入—反馈—输出。

电脑总是要求使用者“互动”：揿下某些按钮，敲入某些答案，移动某些物体或是解决某些谜团。使用者有能力改变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这种情形在游戏玩家穿行于虚拟世界时最为常见，威廉·吉布森因此提出“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

不像“观看”的体验，有控制的互动是“使用”的体验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互动性使得电脑成为一种有力的书写、设计和计算工具。莱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说：“称电脑媒体为‘互动的’没什么意义——那只是说出了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已。”

马诺维奇发现，如果将互动定义得过于广泛无助于理解，所以他只在身体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限定在计算机的使用上，即集中于我们的身体对计算机做了些什么。然而，真正的互动既有身体因素，也有心理因素。只有当互动获得了心理维度，它才能够进入文化实践的层面。否则，你怎么能肯定点击一个链接就是互动的，而翻开一页书、用遥控器换一个频道就不是互动的？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而且，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的商业性大众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遥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自己能够选择的项目的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哲学概念。就人们同传统媒体的关系来说，由于有了新媒体的存在，他们更不易被过去的媒体“守门人”（gatekeeper）所操纵了。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假如你有某种思想，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偏不倚的，要想传播给2.5亿美国人，你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想让你的思想出现在《纽约时报》、《时代》、‘60分钟’……等之上，你将不得不游说某个人——通常是坐在曼哈顿或洛杉矶办公室里的年长的白人男性——使他相信你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他将从两个方面审查你的思想：第一，看它是否符合他自己的成见；第二，看它有无商业上的吸引力，能否引来受众或赞助者从而为他的公司赚取利润。”这个人就是传播理论中的所谓“守门人”。

而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博客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网络账号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媒体提供了沟通的替代性平台，所以，它节制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而且，对任何个人来说，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人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