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广东，禁赌与弛禁之争相持不下。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自农历三月一日起在全省禁绝赌博，并公布了严厉的惩治条例，广东赌风稍有收敛；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成立，主政的胡汉民、陈炯明仍力主禁赌。时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的邓锵曾说：“贸然提出此事（开赌），恐怕‘打靶’（枪决）也有份。”但1913年龙济光主政广东后，赌风再起。

1913年年底到1914年3月，禁赌派与弛禁派争论不休。主张弛禁者派人携巨款到北京运动，谋划解除赌禁之事。此事遭到旅京粤人的反对，梁士诒、梁启超等领衔复电广州商务总会并电致龙都督、民政长，请严申赌禁，惩办博徒。与此同时，因日益扩军备战所造成的军费激增，仅靠苛敛难以应付，龙济光铤而走险，开赌收饷来填补。

1914年10月，广东发生大水灾，龙济光立即借机勾结巡按使李国筠，打着救灾的旗号，成立“水灾善后有奖义会”，以高价招股承办“山票”、“铺票”。由于私人承股反应冷淡，后来又改为官办并分派义会总理到各地抽捐赌税筹饷。一时间，赌禁重开，山票、铺票、牌捐、字花、牌九、骰子档等各种名目的赌博活动又死灰复炽。

据卫恭所撰的《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与开赌》，当时广东的山铺票公赌，归龙济光直接控制。龙济光在任内迫于舆论压力，未敢公开招商承办番摊赌。“但其部下四大天王、十三太保等各就防地包庇开设的（番摊馆），则随处都有。近在咫尺的西郊南岸村，更为猖獗，由当地劣绅贾六旺包庇，白鸽票、字花、牌九、鱼虾蟹、骰子档，应有尽有。附近西关的男男女女，如蚁附膻，一时有小澳门之称。”开赌当年，广东赌饷收入185万元，1915年达206.4万元，1916年为191.1万元。

赌博在广东取得合法地位，是在1861年。这一年，广东贡院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当局无力修复，而科举考试又必须照常举行，无奈之下，广东乡绅士请求当局，批准他们承办缘科举而起的“闱姓”赌博两年，以其收入修复贡院，当局批准了这一请求。

虽然两年期满后赌博即被禁止，但这次开放闱姓起了一个极坏的头。它使当局从官方开赌中看到了一条新的筹饷财路。此后，赌饷便和广东的财政收入结下了不解之缘，开赌或禁赌，只看督抚大人的意思。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督粤，筹设钱局，自行制币。他的筹款办法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办闱姓，并由商人承饷；1900年，总督两广的李鸿章决定开放为害最烈的“番摊”，以“海防经费”的名义征饷。后来又陆续开办了“白鸽票”、“山铺票”等赌博。于是，广东各地悬挂“海防经费”灯笼的赌馆遍地开张。

赌风旺盛之时，广东举凡士农工商，甚至妇女、幼童都被裹挟其中。《申报》1903年7月14日刊文《奏停赌饷》，记述广东赌风之盛：“通省赌具，除闱姓外有铺票、番摊、小闱姓等名目，妇女则有花会、女摊，童稚幼孩更有骨牌会、牛牌各名色，无论老少，人人有赌，父不能戒其子，夫不能责其妻，甚至有仕宦眷属因赌卖身，流落为娼者。至仆妇女更无论矣。”

1916年后，广东进入桂系执政时期。为应付驻粤军队的欠饷和民军编遣费用，当局用36万元的“运动费”贿买省议会议员，使“开赌案”得以通过，以对抗南京政府发出的广东禁赌令。接着由广东政客和桂军军官组织了赌博公司，以“防务经费”的名义承办“番摊”，认饷600万元。由此，广东省内赌风日甚一日，历来种种之赌祸，无不毕备。

张鸣岐曾指出，“论治粤，赌先为”。 广东自清末至民国二十五年，曾数度实施赌禁，但屡禁屡弛，正如《赌博的历史》一书中所作的总结：“广东赌禁之不能坚持，是近代政治混乱和无序最为典型之例证。”“龙济光借口救济水灾开赌”正是其中的典型体现。（文/郭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