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战斗姿态迫使业主们很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油漆工们为来得突然的胜利欢欣鼓舞，得意忘形之下，还请来了戏班子，连续三天唱戏酬神，而后欢欢喜喜地复工。然而，复工已经一个星期，他们终于醒悟，业主们无意实践诺言。一怒之下，一百多个油漆工人来到上海知县衙门，持香跪请知县做主。

1914年的上海是个世界大都会，各种肤色的洋人与中国人一样多。贸易业、物流业和制造业发展迅猛，闯荡上海滩的农民工日益增多。有统计表明，1910年到1915年间，上海新增人口达71.72万，平均每年增加约14万人。到1920年，上海人口已达229万，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则是77.5万。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增加了这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住宿、就业以及劳资关系都随时会成为群体事件爆发的导火索。一些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的国有大型企业更是如此。创始于清同治年间的江南造船厂是当时的著名国企，也是多年以来劳资纠纷的集中爆发地。造船厂里的油漆匠、木匠和铁匠，便是这一年上海工人罢工事件中的主角。

帮会组织的森严，是罢工容易发生的重要原因。

对油漆工的持香跪请，知县不为所动，反倒劝工人们要以“温和”的方式行事。工人们随即推举代表，向知县呈递一份正式的请愿书。

另一方面，业主们为防止油漆工再次聚众生事，请来了上海警方。警方派兵入驻公所大厅鲁班殿，在鲁班殿里的油漆工也被民警驱逐。这激起了同以鲁班殿为尊的木匠们的义愤。

鲁班殿，一个手艺人心中不可玷污的地方，上海木业行会的精神圣地。鸦片战争后，成千上万的广东人北上上海打工，他们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木业行会创始于1858年，广州包工头卢文要下属工人每人每工捐铜元三枚，以筹建木业行会，定名为“鲁班殿”。鲁班殿地处虹口区，是广东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后来，凡从广东新到上海的人，在成为木匠之前，都要加入鲁班殿。入会费和年费为加入者薪水的15%至30%，鲁班殿则保证其成员的就业机会，并在成员遇到生老病死时，提供一定的救济救助。据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罢工》中记载，1914年的上海就有500多个同乡性质的慈善团体，“各团体均提供就业机会、救济金、医疗、无息信贷和墓地”。

江南造船厂即是这个团体的主要东家。因业务繁荣，能容纳1500人的宿舍区也不敷使用，许多工人便在紧邻造船厂大门的广东街一带搭房居住。这些棚屋用竹子和烂泥搭起，工人收入稍有改善时再去租房或是住进工厂宿舍。不过，租房以及宿舍的拥挤程度和卫生状况并不比自搭棚屋好多少。

一位名叫成纯一的工人对江南造船所的工人描述如下：“下午五时散工，皮面锅黑衣衫褴褛之工人，源源由所内而出，把臂捉肩，言笑吹哨，形状至不整齐。道路两旁，食摊杂列，各工人必稍为光顾……平居无事，非喝酒，即赌钱，或聚众人说书、谈天……工人多住在附近造船所一带……多至数百十家，家中陈设颇简，居处亦多污秽；因工人所得工资虽多，惟因喝酒赌钱以及所费已不资，再除去家中饭食，已无余金制家具矣。”

成纯一指出，工人中有所谓南帮、广帮、无锡帮，第一即南绍人，多机匠；第二是广东人，多木模匠；第三无锡人，皆属铁匠。“据云，凡欲入各帮之同业者，必须经各帮之认可，方能从事经营，否则必受排挤，甚至工钱知多少，亦受各帮之规定，势力颇不小。所中工人因慑于工头之威，大都服从工头，上次为一铜匠事，竟兆罢工风潮。”

帮会组织的森严，是罢工容易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三大帮会联合罢工，也是一件不容易发生的事。

“如若各做手再不齐心罢工，我辈等以后还要受冤枉之累。”

11月18日，一百多名泥水匠和木匠代表在租界某茶馆聚会，商定传单的内容，表态支持油漆工。次日，六名散发“鼓动罢工”传单的木匠被捕，引来一千多名泥水匠和木匠聚集于鲁班殿前。一开始，他们被公所门房挡在外面，后来，愤怒的工人冲进供有鲁班牌位的大厅。抗议者抬着鲁班的牌位，游行至公所负责人的家中，又行至警署，大喊：释放被捕罢工领袖。

在警署门前，面对上千罢工者，警察朝天开枪以驱散人群，工匠们被枪声吓到，惊恐之下丢弃牌位，四散奔逃，混乱中有多人受伤。这次悲剧引起了全市木匠和泥水匠的愤怒，20日，沪宁杭三帮水木锯匠行会举行了联合总罢工。

在《中国工运史料》中记载，工人们声称：“局中使警察数十余人到殿所，拿洋枪铁棍，将各做手乱挡（打），将做手挡（打）得血淋，身受重伤，然而我辈同人受如此不白之冤，所望各做手即于初六日一概罢工，等工钱议妥，再行开工。如若各做手再不齐心罢工，我辈等以后还要受冤枉之累。……因为各物昂贵，做手实难度日。如若再不加工钱，以后各做手只有求乞而矣。祈望各做手合力同心，切不可动工。如若再开工者，畜类多不如。特此布闻。”

油漆工人的罢工继续进行，他们先后捣毁孙森记、赵开记、连云记等营造厂的门窗及招牌。木业行会的4000多人也聚集于鲁班殿，淞沪警厅“枪棍并举，逢人便打”。驻沪外国领事团以及上海镇守使、沪海道尹怕事态扩大，令上海知县调停。工人们各派代表与资方谈判，最终油漆工人每日工资增加25文，木业工人每日增加30文。

事后，租界捕房在各处逮捕木业行会罢工工人26名，送解会审公廨，以“聚众闹事，扰害租界治安”罪，分别判押7日到1月。

作为工人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罢工最多的城市。

《时报》对1914年上海发生的14次罢工有过报道：最早一次在2月1日，因“经理与工头发生纠纷”而导致澡堂工人罢工；10月26日，在油漆工罢工的那段时间里，因为“颁布新的公共卫生条例”而导致掏粪工人罢工。导致罢工最常见的原因是“要求增加工资”，或者工资被扣留。

1914年上海最后一场大罢工在17个码头同时发生。12月14日，招商局、太古、大阪、华顺等17家轮船公司的800多码头工人，为增加工资的诉求而罢工。包工头先是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裕后社”，庆祝会后，工人们浩浩荡荡向上海县衙进发请愿。44天以后，17个码头的老板中，除了两个之外，均同意了包工头们提出的要求。

从 1914 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的 5年零 4 个月，全国共罢工185 次，平均每年34.7次，几乎月月有罢工。作为工人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罢工最多的城市，这5年里有 85 次，占全国的46%。1919年3月全市人力车夫8000余人罢工，以及4月三新纱厂8000 余工人罢工，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罢工。

在1914年的大上海，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罢工，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一个工人。 （文/邝新华）

1914年上海罢工情况

行业 罢工原因 罢工时间

澡堂 经理与工头发生纠纷 2月1日

印染 受工匠公所操纵 3月18日

家具业 要求增加工资 6月3日

石工 要求停止购买宁波石器 6月19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8月20日

印染 要求更换公所董事 9月29日

棉纺业 消减工资 10月9日

掏粪 颁布新的公共卫生条例 10月26日

丝织业 扣留工资 10月30日

油漆业 要求增加工资 11月6日

木作 要求增加工资 11月19日

裁缝 要求增加工资 11月30日

掏粪 扣留工资 12月8日

码头装卸 要求增加工资 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