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冒险去东吴入赘，诸葛亮派大将赵云保护，临行前给了赵云三个锦囊，代表刘备将要遭遇的最危险情况时的应对方案。这就是罗贯中笔下的战略或作战计划的方式：主持战略的人对将来事态有绝对明晰的准确预见，因此，早在事态发生前即制定完备的针对性计划，危机也得以克服。这也是“锦囊妙计”这个成语的词源。

过去的战略计划，大多围绕对对手的目的、意图的分析而展开，应对方案则依据自身的力量特点，以及战略主持者既有的观念和习惯而定。换到中国媒体和公众对美国战略的关注，这种锦囊妙计似的模式也适用。分析家总爱说，美国人一贯如何如何，美国总统的核心目标如何如何，仿佛美国的军事战略及重要国际政策都是早已精心制定的锦囊妙计。可这种偷懒的分析与事实并不吻合。下面我们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

吉米·卡特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中当选总统。他是个忠厚的佐治亚农场主，身为典型新教徒，他非常重视政治中道德的教训，因此，他的对外政策中第一次把人权问题当作重要的美国议题，这与之前约翰逊和尼克松那些鹰派是很不同的。然而，在他执政时期，发生了苏军入侵阿富汗事件，他不得不对这一标志着冷战老对手咄咄进逼的事态做出反应。卡特总统一改竞选时温和与鸽派的立场，通过重整北约联盟，加强了美军从土耳其到南中国海的态势，下令建造新一代洲际导弹。同时，他做到了尼克松和福特未做到的事：与中国解决建交问题，从而组织起对抗苏联霸权的中美同盟。由此，他成了历史上的鸽中之鹰。

与卡特总统相反的例子是小布什总统。作为共和党的牛仔，布什当选后明显要利用美国的冷战胜利成果，以大国的竞争为轴心，重建更美国化的全球政治秩序。而这一秩序无疑以他及主要同僚的民主化为标志，为此他重用了拉姆斯菲尔德、迪克·切尼及沃尔夫威茨等冷战健将。他当选伊始，即以这些锦囊妙计为指导，展示对中国等国家的不友好姿态。然而，他这种政策理念和设计也未能成为真正的战略。

“9·11”发生后，布什政府立即意识到，对美国的威胁并不是他与同僚一直担忧的新兴大国或中等强国，而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这一新威胁与过去以国家对抗面貌出现的老对手有太多不同，其组织方式、战争目的和手段，都要求全新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他曾以为是潜在敌手的国家，倒成了必须合作的伙伴。所以，“9·11”之后，本来很困难的中美关系戏剧性升温，中国从“潜在对手”摇身一变成了“坦诚和建设性关系”的伙伴。FBI办事处进驻北京，锦囊妙计扔进了太平洋。

美国与其盟友在阿富汗跟苏联的较量持续十年，而国际反恐战争至今已超过十年，还不算彻底结束。这些耗费巨大资源与人命的战争塑造了横跨一个年代的美国政策，可以算真正的战略转变，也塑造了战略计划和指挥者真正的战略实践。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些重要例证提醒人们，对战略的观察不能抱简单化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要关注现实政策的变化。因为，国家战略，一国军事和国际政治的主要路线，毕竟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小说提纲，而是对现实重大危机的反应。其实，推而广之，不仅美国的战略政策经常有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在各国的战略厘定和执行过程中，从来也多有这方面的例证。在最高的智慧、力量和意志对抗的领域，一劳永逸的锦囊妙计是没有存身之地的。

古今战略学大师都反复要求战略计划需要有充分的弹性，即灵活性，这一点恰恰揭示了锦囊妙计式的战略僵化思维最大的危害所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事务，是真正战略思维的领域，但未来的敌人何在，未来的威胁将以何种形式呈现，是不可能完全预知的。因此，战略的思维和准备必须保持弹性，以应对未来频谱宽泛的威胁，这是绝对必要的——一旦国家将战略资源投注在错误的方向，其代价是难以设想的。这在历史上也不乏惨痛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