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戏外，明星们也总希望自己扮演着“造梦者”的角色，最好带上点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他们谈起钱来总是遮遮掩掩，或者干脆像马龙?白兰度那样表现得憎恨金钱：“好莱坞是个大银行，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通过这个银行赚钱，可是，我对此根本不在乎。”

但也有例外，比如此刻坐在我面前的吴秀波。“影帝？我从没想过。我连自己拿几个奖都忘了，但挣多少钱记得挺清楚。”像你经常见到的明星那样，他的表情藏在严实的棒球帽和口罩下，言语间却乐意塑造出一种现实语境：“难道一切不是为了谋生吗？谁都别说漂亮话，这是我最真实的答案。”

如果演戏只是谋生，吴秀波无疑熬出头了。演了20年戏，2010年的《黎明之前》，42岁的他终于也顺利跻身“大器晚成”和“一夜成名”之列。今年的《北京西雅图》和《赵氏孤儿案》，人们干脆把他奉为“国民大叔”的范本。他开始反复向记者们讲述17岁时被割掉的一根盲肠，分享从176斤到122斤的减肥速成术，他开始成为八卦杂志的绯闻男主角，狗仔队跟在他身后，誓要拍到他密会某个神秘女子的确凿证据——也就是说，他真的红了——如果不是当初拒绝掉《甄嬛传》，他还能更红一些。

为什么是吴秀波？当他坚持以满头白发、胡子拉碴的本来面目示人时，恰好碰上了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大叔”是销路最好的商品。“有人说这是科学发展的时代，有人说这是末法时代，还有少数人说这是大叔时代……我不清楚我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只知道我活在45岁——所谓的时代，都是一句笑话。”这个时代还给了吴秀波一个标签：男神。他眉头一皱：“会让人想到某种壮阳药品。”

他唯一做过没考虑赚钱的事情，大概只有一个写了快七年的剧本。

从演员回归演员，吴秀波兜了一个圈，整整20年时间，真的只是谋生而已。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6岁考上铁路文工团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4年后开始在团里演话剧，更丝毫没有伟大的理想主义色彩，20岁的他对自己人生最大限度的想象也不过是：像老演员们那样，每周一上团里报到，然后每年春天去领冬储大白菜的票和油……而已。演了半年话剧，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活不了。”刚巧文工团的人经营了一个歌厅，让他去报幕，他发现台上的歌手还没自己唱得好，自此开始在歌厅驻唱，唱了几年，发现也不行：“岁数大了。”

吴秀波更想当个生意人。1995年，他从文工团辞职，下海经商。开过餐馆、酒吧、美容院、服装店，倒卖过外汇，经营过影视公司，自费发行过专辑，最后给刘蓓做了经纪人……没一件做成的事。这才重新当回了演员：“也是因为生活所迫，人家找我演戏说还能给钱，就成了。”

他唯一做过没考虑赚钱的事情，大概只有一个写了快七年的剧本。剧本名叫《狗、狐狸和狼》，三个动物的拟人故事，写了七八十集，到现在也没写完。“可能你也见过狗、狐狸和狼，小的时候你可能分不清楚他们，因为长得都差不多。我想现在你可能也无法分辨出所谓环斑海豹和其他海豹的分别。同样都是鸡这个物种，有山鸡、野鸡和家鸡，究竟哪只是会飞的呢？为什么它们都叫鸡？”

他到底想讲什么？

“实际上讲的还是人性，同一物种外表下有着不同品性的三个人的故事。”

和吴秀波一起写剧本的搭档叫付永强，10年前他重新做回演员，拍的第一部戏是杨文军导演的《非常道》。一次杨文军临时有事，请来同学付永强代班，吴秀波一直记得自己扮演的大反派吕天卓从海边走回来的一场戏，后来杨文军看了，也感叹：“他拍得比我好太多了。”演完戏以后吴秀波找到付永强：“我演戏赚得还可以，要不要我们一起写剧本？”言下之意是，他既是合作者也是老板，靠演戏赚钱来付稿酬。“如果我能付一年，我们就干一年。如果我能付十年，我们就干十年。我如果能付一辈子，我们就写一辈子。重要的是写出一个我们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高尚，只是我找到了另一种生命行为。”

《黎明之前》以后，吴秀波接的戏多了起来，一年中有10个月要待在剧组。去年拍《请你原谅你我》时，他把付永强带进了剧组，为的是把写剧本继续写下去。这难免让人觉得他有要当导演的企图心，但他否认了：“写第一年的时候，会想着什么时候拍。写到第二年和第三年，会想我究竟还能不能拍？写到第四、第五年，开始觉得：最重要的事是写它，是‘写’这件事。”

从三十几岁写到四十几岁，剧本的结局推倒了好几个。他越来越看透演戏这件事： “写剧本像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你是全局的掌控者；演戏像是下残局，你只是一个棋子，但通过写剧本，能更知道每一个棋子的用处。”

“戏子”的责任？

接下《黎明之前》，是吴秀波的剧本写到第五年的事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突然发现自己会演戏了：“我明白了，演戏的时候听比说更重要。”但他很难说清楚刘新杰是不是他那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的那个角色：“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你大可认为那是在我生命中出现的让我红的一个角色，但站在演员的立场，我们都知道：太多演戏演得好的人，一生中也没有那么一个角色。只是没有缘分。”

正因为如此，吴秀波总遗憾至今没有一部独立属于自己的作品。做演员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点像是乘船渡江，如今他也算是顺利渡了江，乘的却是别人的船——始终只能借别人给予的角色表达自己的对待世界的态度。

程婴是他态度的一种。“屠岸贾一句话，判了1002个婴儿的死刑，程婴可以保持沉默，作为悲剧中的一个受害者，他也不会因此成为罪人。但这时的程婴做了一个上帝视角的决定：用一个婴儿的命，换了1001个婴儿的命。为什么是婴儿？因为婴儿没有认知度，没有沟通的可能性，他在没有征得这个婴儿的允许下，判了他的死刑。程婴做了这件事以后，成了整个悲剧中的第二个罪人，所以这出戏，叫做‘人性的悲剧’。至于你如何去评判程婴，那是你的事。”

导演阎建钢第一次见吴秀波，聊的就是“程婴摔婴”这场戏。“义”这个字是程婴最打动吴秀波的地方，他将此称为“一种利他主义的大生命观”，他也坦言“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都不会认同这种价值观”，但作为一个演员，他必须认同，这就是他所谓的“戏子的责任”。

“你觉得‘戏子’这个词不好吗？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戏子就是婊子？不是的。戏子，是戏的儿子。‘戏’字怎么写？一个‘又’字，一个‘戈’字，这是什么意思？是‘又见兵戈’，戏剧最初是用来记录战争的。为什么人类要记录战争？为了避免自相残杀。戏剧不仅让你看见人性的得意，也要让你看见人性的悲剧，让你看见人性有多残酷。”

吴秀波还在等待下一个能表达他内心态度的角色出现。有人说他红了之后对剧本愈发挑剔，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所有重复过的角色，不想接；价值观不明确的角色，不想接；没有准确人性的角色，不想接。

他说：“我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