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趋势不是2009年开始的，从2008年就有，我觉得这两年应该连在一起说。2008年年初到2009年国庆，很多人的心态在转变，比如80后和90后。从2008年年初一直到奥运，我发现，噢，原来我们的年轻人是这样想事情的！

现在的年轻人很爱国，我觉得这很好理解，他们认同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他们也希望这个地方很好，产生一个盛世，让他们这一代赶上。这让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大家刚出来做事，都希望香港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其实香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时候还是殖民地，还有很多贪污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也不太顾这些事情，我们总觉得有很多好的迹象出现了，一个好时光被我们赶上了，前辈都没有遇上。我这两年看到80后、90后也是这种感觉，觉得盛世来了——奥运这么好！国庆这么好！他们觉得这真是一个新的时代。

他们不想父母想什么，也不管现实里有多少问题，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好时代，不然的话很郁闷。但同时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比之前几代更大，这里的教育制度之疯狂，我在全世界都没有见过。以前在台湾、香港念书已经觉得华人社会很疯狂了，可是跟中国大陆真的比都没法比。这么疯狂念完中学出来，上好大学的几率非常低，大学出来他们要找工作又很难，必须依靠父母辈的人事关系。从幼年到青少年要通过这么痛苦的一场高考，大学出来又遇上完全不靠本事而靠关系生存的社会，我觉得这对年轻人的心态有非常坏的影响。而且，紧接着是房子、感情……这是一个逃不掉的现实，他们压力非常大。

年轻人他们必须特别现实，需要去计划、去计算；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觉得非常美好，一定会有一个好时代出现，但是好时代改变的力量又不在他们手里。我真是从2008年才看清楚这样一个盛世。“盛世”里面有一个叫伟国的年轻人，在学生时代就处心积虑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其实我最怕就是出现这样的年轻人。

一代一代的事情，在香港也这么清楚，我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1971年进大学的时候，基本只有做教师或者公务员两种出路，没有什么选择。大家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可是到了1973年那一届，突然刚进香港的美国银行把我们社会科学系一个班的毕业生都招进去了。那些早入职的人直接对外国上司，第一批受训，老外走了以后就“呼呼”提拔上去，有的30岁不到就成为银行副总裁，一直做到现在。梁锦松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经济发展的关键几年，赶上了就赶上了，时机好，还有那么多好的位置。现在年轻人出来就辛苦多了。

2008年之后，中国在调整对世界跟对自己的认识，这个调整不一定2009年完成，可能还要好几年，怎么调？怎么看自己？怎么理解21世纪的大国？怎么去做？现在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分歧的看法，这是我这几年比较关注的趋势。

中国的发展必须超越一切原教旨主义思维，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不能迷信小政府，也不能大政府，不能迷信效率，不能迷信公平，所有的原教旨都要破掉，以前所有的讨论和路线都是两条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知道教条地去遵照着两种主义都是错的，都是意识形态而已。真的科学发展一定要超越这种思维。现在这种思维是either or，而不是as well 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