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里有缝隙，缝隙里有空气，但铁里不再有缝隙。

我们这些老炮，可能读的书更扎实，但我们已经没有缝隙了；

年轻人呢，可能还有点潦草有点肤浅，但他们有更多缝隙，还有更多转化的机会。

我想起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但我要谈的不是安迪，而是那个老黑人。州政府的假释委员会问他，你是不是改造好了，可以放你了。他前几次都乖乖的，最后一次，他说：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我看见，就像在洞的另一头，一个混小子，无法无天，虚度青春，糟蹋一切。他那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你们还能给我什么呢？我自己都看到那一刻了，你们爱假释不假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什么瘪样子。我觉得，这老头那一刻才算长大了。

我虽然好为人师，但其实没有做人师的资格。我像95后如今这么大的时候，更纯也更蠢。如果现在让我选，像从前那样活，还是活出另一种20岁的样子——我会选择前者。那只是因为惯性，不想因为新的选择错过20岁那时认识的人；但我绝对不以为20岁的史航比今天20岁的别人活得牛逼、有意思。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同样的价值。就像小时候做的数学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更沉？答案是一样沉。但我记得很清楚，有本科普书里说，要较真的话，其实是棉花更沉。因为棉花里有缝隙，缝隙里有空气，但铁里不再有缝隙。我们这些老炮，可能读的书更扎实，但我们已经没有缝隙了；年轻人呢，可能还有点潦草有点肤浅，但他们有更多缝隙，还有可能把缝隙里的空气转化为自己的质量的一部分。

我是1988年进入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如果你怀里揣着一本书经历了一场暴雨，暴雨不会把你淹死，但可能会淋湿这本书。经历过大阵仗，人常常会幻灭，我用了两年试图从书里寻找答案，最后用一部写“竹林七贤”的毕业作品和茫然总结了这一切。我并不希望年轻人一次性经历这么大的幻灭。

我遇到的年轻人，85后或90后，可能20个里有一个会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可以不知道历史，但知道是非取舍就够了。我给学生上课，特别爱举的例子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一次，哈尼来见小四，说在台南的时候，实在无聊，拿了武侠小说来看，那本书是《战争与和平》。他并不知道这不是武侠小说，但他知道，如果满城的人都跑了，有一个人去堵拿破仑，这个人是很屌的。没有知识和不懂历史的人一样可以作出判断，这种大无畏精神就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东西是基因，什么都没读过，也有这种取舍。

趁机推荐一本书，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这本书特别重要，像《蝇王》、《大逃杀》一样，是对年轻人成长的寓言，告诉年轻人，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学会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本书可以是很好的破题：这么多成年人排队来和95后说话，如果说完后就不存在了，成为地球上一个绿色亮点儿，然后熄灭——95后，这个世界归你们了，那么，你们打算跟这个世界待多久？——这其实是一个很动人心魄的问题。

我有一个侄女，史晓僮，1994年生的。如果被送走之前，我要给她留下点什么——我不觉得留书有什么用，哪怕是求生手册也未必用得着特定的一本——就留点旧照片吧。因为照片里的信息很复杂的，不像说教信息，是指令性的。照片永远没有任何指令，照片不会给你任何负担。想着自己的前辈，看一看就行。

我的好朋友王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要用你的角度去俯瞰年轻人，那样你就真成了个老家伙了。平等，我觉得平等是最重要的帮助和尊重。我不喜欢摆老资格，同样也看不惯一些老年人过于谄媚年轻人，流露着“可别不带我玩儿”的心态。

有本书名叫《一句顶一万句》，有这么两句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一句是杨德昌说的“没有动机，哪有作品”。当时吴念真给杨德昌发邮件，说你几年才拍一个电影，你要多出作品啊，杨德昌这样回答。这句话特别感动我。我们现在常说，咱们凑个班子就搞起来，时机、档期太重要了。但对杨德昌来说，有钱难买“老子愿意”，没有动机，谈什么作品？

还有金世杰和侯孝贤的一段对话。金世杰说自己以前演戏不放松，有一次到了一个天体营海滩，上万个屁股在面前，就懵了。当时他要去买啤酒，追着卖啤酒的跑，跑着跑着，就不看别人的屁股也不在乎别人看自己的屁股了。之后金世杰好像明白了很多，再演戏就觉得挺舒服的。侯孝贤说：“这样才对嘛，人不应该怕人嘛。”

这两句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可能从大的概率看，某些族群会怕人或让人怕，于是你企图让他们平等起来互相不要怕。但我觉得，人不应该怕人。如果有人怕别人，怕去吧，死去吧；如果有人想让别人怕他，那也死去吧。

大学的一天，我读《红楼梦》读到大哭。“龄官画蔷”之后，贾宝玉说自己终于明白，从今往后，各人只得各人应得的眼泪罢了。那一刻可能是我自己的大幻灭：原来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统一的，一个人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芳心，世界是一个联邦而不是帝国——就像自作多情者的人生转折，从此，一个贪心的少年真的成为一个知道点天下道理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