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比赛，遗忘一座城市。”

9月6日，国足在沈阳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以0：0战平伊朗后，颜强敲下这样一行字，为自己撰写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收尾。这篇题为《主场沈阳，球迷至下》的文章，像一篇针对沈阳这座“足球城”的“檄文”。与15年前“世界杯出线夜”那个人潮汹涌却管理有序的五里河体育场相比，如今交通拥堵、配套落后、疏导不力的沈阳奥体中心显然没落了。“因为一场比赛，我可能会深刻记住，然后让自己迅速忘记这座城市。”

文章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几天后足协内部“放出话”，“他对主办城市那么不满，下次比赛前给他张贵宾球票不就得了嘛”。

颜强无语。望着高悬在沈阳奥体中心的那块写着“沈阳，足球之都”的横幅，他忽然意识到，沈阳对于球迷而言甚至都不是一个主场。“中国根本就没有成熟的足球文化，何来球迷至上的足球城？”

球迷至上的心愿，球迷至下的城市。

“作为一个普通球迷，我在沈阳经历了30个小时的国家队观赛之旅，离开时的感觉是，此地纵有千般好处，却实在不适合作为十二强赛的东道城市。各种细节的安排和管理，让绝大部分乘兴而来的球迷，最终败兴而归。”

去年年底，颜强辞去网易副总编职务，投入创业大潮。作为体育界尤其足球圈知名媒体人，他的创业项目旨在打造一档“球迷至上”的体育类App，就是“搭建起一个联系球迷的互动社区，让球迷在这里找到主队的感觉”。

对中国球迷而言，尽管各自粉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但始终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队——国足。国足时隔15年再次出征十二强赛，颜强觉得这是个尝试社区看球体验的好机会，于是他开始以普通球迷身份对十二强赛进行直播。“过去开赛前直接进媒体区或VIP看台，现在我得排队入场；过去比赛结束后总有特殊通道可以提前离开，现在得和球迷们一起散场。”在他看来，这是检验中国足球和城市文化的一次绝佳机会。

但中国队的第一个主场城市就令他失望了。

“正对着地铁出口这条路的奥体入口是封闭的，我们必须随着人流，围着奥体外围，走了整个奥体中心大概四分之三的距离，去到南入口。”颜强在《主场沈阳，球迷至下》一文中描述他进入奥体中心球场的场景。“有保安告诉我们说，南入口是进入奥体的唯一入口。我看到一位位汗透工作服的保安声嘶力竭地要求大家维持秩序，态度还不错，但做法却奇怪。预防拥堵，所以将入口弄得这么小？”

而他在赛前精心策划的直播计划也无从施展。“屏幕上显示着4G符号，实际网速等于零，别说直播，微信连不上，App都打不开。”直播不成，那就安心看球吧。和他一道的两个朋友离座去买饮料，结果在开踢五分钟之后才回到座位上。“卖水处的安排非常奇葩，先把杯子给你，然后你自己从一瓶瓶大瓶饮料中给自己灌杯，效率出奇低下。喝可乐不健康？您还别挑剔，因为可乐很快卖完了，就喝一种当地的饮料吧。您还别多事，这都得十块钱一杯。”

中国没有足球城，中国城市的足球文化是“半生不熟”的。

0：0。目睹了国足又一次乏善可陈的表现之后，球迷们陆续离开奥体中心。但麻烦远没有结束。

“离开球场时，南入口已经封闭，你又必须被人群簇拥，绕行奥体另一面的出口离开。”更令人不解的是地铁在当天准点停运。“沈阳地铁10点钟准点停，哪管你什么国家队比赛日需要延时送客。”

有朋友拿沈阳和巴黎作对比。“法国欧洲杯期间，地铁在比赛日肯定会延运啊！”颜强也对沈阳的公共交通配套不满：“不要说国外城市，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晚间有比赛或其他活动，以及大型节日期间，公交系统延运应该是惯例，公共设施的弹性调节，本就该是社会维稳的手段。”

某一个瞬间，他把记忆切回15年前的五里河体育场。那是国足的世界杯出线日，场内尽情欢腾时，场外安保疏导早已就位。2007年五里河体育场因硬件不达标被爆破拆除，随之消失的，是沈阳曾经的“足球城”标签。看着眼前这座无力协调一场普通世预赛的沈阳，颜强感慨万千。

“球迷真可爱，球迷真可怜。沈阳出过那么多球星，也有国足冲出亚洲的五里河体育场，但如果以一座足球城市的标准去要求它，它根本无法达标。”

外界并没有对“足球城”的准确定义。此前国内公认的“足球城市”，早年有把足球提到“城市名片”高度的青岛和大连，也有因球市火爆而在不同时期氛围浓厚的上海和广州。不过在颜强看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足球城”：“国内城市连最基本的足球文化都没有培育成熟，哪来的什么足球城之说。我所经历的这次糟糕的观球体验发生在沈阳，但它同样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

真正意义的足球城，足球应该是城市的一个漂亮标签，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

颜强15年前成为《体坛周报》驻英国记者，并在伦敦和西北部双城（曼彻斯特、利物浦）待过。“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都是典型的足球城。所谓足球城，不是指你出了多少好的球星，而是在这座城市里有轻松的足球氛围，足球已经成为城市人生活以及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仍然记得2013—2014赛季英超联赛一个星期六下午的比赛日，伦敦有三场比赛同时进行，意味着这座城市至少有六支顶级联赛的球队。“英国足球这么多年来一直讲究足球文化的传承，当然他们也追逐足球产业的娱乐性。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空间里，供给和配套会根据市场而自动调节，那么地铁会根据球赛的时间而随机调整；公共交通配套也会根据球迷的需求而灵活做出改动。城市在不断地累积组织和筹办赛事的经验，城市人也会找到更加合理和舒适的看球方式。再渗透到一些相关产业链上的买卖，比如兜售球衣，售卖饮料等，每个项目都会有固定的用户群。”

“为什么说曼彻斯特是足球城？我采访过博比·查尔顿（英国著名足球明星），他说的一段话令我记忆犹新：‘教练巴斯比说过，你踢球不仅仅是为了成绩、球队的荣誉，为了扬名立万、赚钱。你在老特拉福德的梦剧场踢球，代表的是萨福德地区20多万人的利益。他们属于working class（劳工阶层），你代表的是这个阶层的生活和梦想。所以你必须踢得好看，踢出精彩，踢出梦想。’”

颜强认为一座城市的足球文化最初是自发形成的，到了一定阶段，经过城市管理者的引导才走向成熟。“一个城市足球文化的发展，和当地的集体意识和生活意识始终高度吻合。也只有通过‘自发—疏导’这个过程，才能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足球文化。”

“我从不认为中国有职业的足球俱乐部。”

“在中国，足球这个东西不是自发的。”颜强说，“足球是计划设定的，是过度顶层设计的，中国城市普遍缺乏对草根生长的耐心和相对宽松的培育氛围。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假的。”

足球俱乐部是什么？颜强认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就是一群兴趣爱好趋同的人，组成了一个以足球为纽带的社会聚合体。“中国（球队）都是体工大队改造而成的，说改就改。我从不认为中国有职业的足球俱乐部，以往计划经济的一些痕迹一览无遗。关键在于，中国目前在足球领域还没有成型且固化的社区。经济高速增长这30年，社区化却原地踏步，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超联赛的火爆球市，他坦言看不到可持续的前景。“就像恒大，你能说出它稳定的球迷群体和服务的社区群体吗？不能。它的成功以高度商业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单纯地回馈当地球迷和社区群体。谁能明确地告诉我，十年之后中超的上座率还能保持在3万以上？我太怕昙花一现的情形出现。”

颜强太怕那些昙花一现的成功，“我们无法把这五年间政治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投机行为等同于中超和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成功。这对于足球文化和足球城市的培育都不是一件好事”。他目前的计划是做一个记录项目，跟踪一支球队整个赛季的每一场比赛，忠实记录球队和城市的关系。

“很多人说国足是亚洲的英格兰队，这两支队总在大赛里让人失望。我觉得这个比喻太不恰当。英格兰代表队虽然在大赛中成绩不佳，但它最起码能够进入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决赛圈，而我们的国足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颜强说。

但他不否认中国足球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足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英国人在面对包括足球队出局在内的综合社会事件时，更愿意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更愿意结合社会文化在一个大维度上做切片分析。这种方法论极其吻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都不愿意谈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不愿意直面真相。中国人也许更愿意去谈论假、大、空的东西，而不是把足球的事情放在合理纬度上去分析并加以解决。一旦足球领域出现问题，我们会下意识地把原因归咎于国家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并不假思索地把问题推给体制。这是社会体系不健康的一个体现，足球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当分析被推到体制上，就会走向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