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艺术电影节放映纪录片《少年小赵》时，大厅挤满了人。放映时不时哄堂大笑。电影结束，导演杜海滨上场与观众交流。外人看他，也就是面色沉静的路人，实在不太像有风格的艺术家。普通衬衣，没大胡子，没长发。但如果换一种眼光，就会发现眼前的影像大作手，暗地里走的是漫画界富坚义博、今敏、汤浅政明的路子，中国人的说法是“蔫坏”。

杜海滨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在圈内有名，但媒体专访在国内是极少见的。也许纪录片就是一个不在乎外界的圈子。交流阶段，问答都非常专业。意外的倒是有个男生要了话筒说：“我很想做纪录片，我太爱纪录片了。我想辞职来做什么都行。”众人大笑起来，有人在下面说：干吗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有两个广州的女生来深圳华侨城创意园看片，其中一个做金融的女生第一次来，表示很喜欢这部片。这部主题为平遥、男生、爱国、大学、支教的纪录片能吸引这样的女生，原因居然是“很好看啊”！

客客气气来看片的专家都不太愿意说话，在私下里也不愿意说。唯一肯发言的重量级专家说“杜导最近的电影我很少关注”。

远离了苦难、边缘人群、极端事件，《少年小赵》画质精细，甚至有点像大电影，故事涉及主流话语与普通人。也许在那些固守传统纪录片价值观的人看来，这太商业了，也就是说太在乎外人的看法了。圈子内的人沉默了。

朋友画质“糙得一塌糊涂”的纪录片获了大奖，杜海滨觉得就像给了自己奖励。

在山西平遥的街上，小赵身穿老军装，独自挥舞着一面红旗，用破了的变声嗓音嘶喊：“中国加油！还我钓鱼宝岛！还我船长！”

观众会猜他想表达某种理念。但杜海滨说，我让摄影师拍某个画面时，我想的是别的。

“有些年轻人仿佛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其实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在小赵那个阶段在做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如果我是今天的他，我会选择什么来做。他有过一段短暂补考的时间，其实我比他长，我这个时间要跨6年，中间有一年没考了，放弃了。”杜海滨回忆。

1972年出生于陕西宝鸡的杜海滨，父亲是化工厂总工。“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文艺梦，在他身上破灭了。”“我很小的时候在西安跟着老人长大，跟着奶奶画画，后来我奶奶给我买了一本书，让我自己照着画。”长大后，“在厂里面的俱乐部画《红高粱》，艺术电影，是我们老乡拍的。我觉得我可能最早跟电影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父亲是总工程师，经常帮一些小化肥厂解决工程上的事，所以家里比普通人家富裕点，供得起杜海滨当高考专业户。“北京的学校考遍了，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服装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反正有美术专业的全都报了。”

“家里积蓄搞光了吗？”

“搞光倒没搞光，我觉得我的确是搞得家里面蛮头痛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过年的时候，家里照例有一个传统聚会，父亲会严肃地讲这一年家里是如何支持他的。

1996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在新加坡工作了8年的姐姐回国后给他买了一个掌中宝。价格不便宜，6000多块。杜海滨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拍片，当时更为有名的是高年级的贾樟柯成立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杜海滨拍完一个片后发现有个老人演得不好，将这个镜头剪掉之后，故事又不完整了。杜海滨找很多人聊天想办法。他还记得贾樟柯当时打气说：“无论如何都可以做出来。”

杜海滨后来拍了一个跟实验剧组有关的纪录片，“拍了半年，剪了一个叫《窦豆》的纪录片，一个人拍一个人做的”。

贾樟柯的《小武》出来后在日本受到关注。贾樟柯经常去日本，有次问杜海滨有没有片子，有的话给他，可以带过去给日本拍纪录片的看一下。

杜海滨和好朋友朱传明的片子送去了，片子是用不知道拍了多少遍的磁带拍的，画质“糙得一塌糊涂”。

1999年大概七八月份快毕业的时候，杜海滨在贵州拍片子。“突然接到小贾的电话，说恭喜你们，有一部片子得奖了。”

得奖的是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优秀奖。“我觉得就像给了我奖励一样，无形中也给了我纪录片创作非常大的自信。”

拍了大约六年，杜海滨找到一个方式去拍这个虎头虎脑的小赵。那就是不断提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001年，杜海滨的《铁路沿线》也获得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9年，他的《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1428”这个名字来源于“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14点28分。颁奖的时候，“这个单元的主席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地震之后的文本”。

杜海滨想了很久：这部片子被看中的到底是哪一点？后来知道了，“不煽情”。

杜海滨其实一开始也是激动的，跟全国人民一样，看完新闻就立马想去灾区做事。但等他扛起摄像机，他告诉自己并非调查记者，纪录片必须反映事物的复杂性。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一幕：荒凉的大路中间，一个小伙子在锅里煮着肉汤。突然许多人簇拥着领导来了。领导与小伙子有一段对话，温馨感人。人群如潮退去后，小伙子小心照看着肉汤，防止被人踢翻。每一帧画面都是活生生的：灾情、灾民、政府、领导在那一刻永远是活着的，不僵化。

《少年小赵》也一样，表面上讲的是主流话语，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但有张力：电视台的编导让街头漂亮女孩子们围绕着小赵一起开心地高喊口号，比出“V”字手势。下一个镜头，抽烟的父亲对着镜头说，为了小赵的复读，家里已经借了十多万。

这个片子拍了大约六年，杜海滨找到一个方式去拍这个虎头虎脑的小赵。那就是不断提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碰到很多老人，在聊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本来在年轻时期应该思考的问题，有些人一直到老都没有思考过，我觉得蛮可悲。”这也许就是杜海滨的秘密。他一直问，小赵就必须在回答过程中自圆其说，这个过程不断改变着小赵。

小赵独自在街头挥舞红旗的举动稍稍有些奇特，他与毛泽东同一天生日，他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将国家与自己的命运一起思考。

高考后的暑假，小赵在当地豪华的麒麟阁酒店当门童，在那些喝醉酒后大呼小叫的富人中，小赵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如果客人可以按文明程度划分，他惊讶地发现日本人更斯文：穿着朴素，举止随和，不摆阔。而不文明的客人中中国人居多。

作为真正的爱国者，小赵对“爱国”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他认为爱国与个人品质有关，现在，他觉得爱国必须成为个人追求。

在大学，镜头里是枯燥的课堂、男生的傻RAP，唯一有亮点的倒是小赵稚拙的思考。

生活换了频道，高中同学已经结婚，听到见到的都是繁琐迫切的具体问题。为了坚持自己，小赵唱完港台歌曲后，会再次唱起几年前唱过的《九九艳阳天》。为了不“堕落”，他与女友参加支教，在偏僻的乡村勉力做事，在大山的清晨中升起一面国旗给农村小孩子看。

对这部作品，专业的评价有“过于剧情化，过于鲜明”“成熟稳重的作品。没问题”“太稳了。以前的风格少了点”。

电影评论者王磊说：“如果是我，我会降低故事性，丰富性会加强一些。”

电影结束后，故事并没有结束。杜海滨说，小赵后来创业了。

“小赵有可能很快就被提拔了，被人发现，说这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成为一个宣传干部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一点，我是歉疚的。但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理由，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开脱吧：这应该也是一种无害的影响。”

这是杜海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至于作品得到何种艺术评价，他不是很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