嗑着瓜子，看着热闹，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来找点乐子，寻求一些安慰。没有几个人会不乐于听见成功人士突然破产、美女明星承认整容、抛弃自己的前任被现任劈腿等消息。尽管这听上去卑鄙又阴险，有幸灾乐祸之嫌，但爱看“热闹”属于人之常情——当然，处于“热闹”之中的当事人心情就不那么好过了。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倾向性。“人类对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比对国际争端等严肃话题的兴趣更大。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关系，它们会让人产生兴奋感，产生多种引发愉悦体验的神经化学激素。这种看‘热闹’不仅带来心理满足，也带来生理满足。”

“心理的弱势群体是吃瓜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彭凯平看来，“吃瓜群众”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词。它代表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看热闹和他个人没有利益冲突，这正好可以满足吃瓜群众的诉求，比如填补空虚的内心、消磨时间，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乍一听，吃瓜群众简直有点不可救药，但产生围观诉求是合情合理的，“看热闹”属于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们在遭受困难与挫折时，做一个吃瓜群众看看热闹，能够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让人恢复心理平衡。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生活不如意、活得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彭凯平说道，“人们通常会说，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活得没那么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谁还没有烦心事，等等，聊以自慰。因为人是需要自我平衡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实现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借助社会比较、社会关系来满足自我认识。我们之所以关注别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自己。通过别人的样子，能更好地了解和安慰自己。”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镜像效应”。“人们会把他人当作镜子，如果别人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自己过得不好，这就让我们不开心。人们会倾向于忽略这件事情，这就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否认；而如果别人过得不好，我们就越发想去关注他，甚至关心他，因为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们过得很好，至少没有遇上太大的灾难或羞辱，这对我们的自尊心也是一种补偿。”

王宝强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是因为它戳到了人们的痛点。一个明星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被劈腿、被敛财，情节跌宕起伏犹如狗血连续剧，这让人在为他心痛之余，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疗愈感。人们会想，“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也没人认识我，但毕竟我老婆还睡在枕边，我的钱还乖乖地待在卡里”，很多人头一次对自己本来并不如意的人生产生了认同和满足感。

“心理的弱势群体是吃瓜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彭凯平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吃瓜群众不分社会阶层和经济实力，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比较、观察别人的生活来获取对自己人生的认可。

即便如此，彭凯平认为吃瓜群众也要比冷漠麻木、对世事毫不关心好得多，它至少是一种心理正常的体现。当然，“我更希望人们能够主动积极地介入社会，对周遭有一种责任感，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当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彭凯平认为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残杀就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犹太人被迫害，正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犹太人高尚许多，所以灭掉这些人是应该的；侵华战争时，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肮脏、很懒，同样会产生道德优越感；‘文革’时，自诩为工农子弟的孩子对出身不好的人实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行为，打他们、杀他们、灭他们，都是源于对自己的阶级所产生的天然的道德优越感。”

这就是“道德执照效应”（moral 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让他做一点不道德的事情，他就会心安理得了。就像一个想减肥的人，在认真锻炼一整天之后，就不会为晚上吃了一个冰激凌而感到无比懊悔，毕竟他已经锻炼了一天了。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不论从心理距离还是物理距离，我们希望和别人离得越近越好，对各种事情掺和得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纷纷扰扰之中，人们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自我认知，尽管这种自我认识几乎完全来自和他人的比较，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心理平衡。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让我们没有太多的个人和社会、他人的距离感。我们喜欢和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彭凯平说，“哪怕出趟国我们都说要代表中国，而不是代表自己。”

此外，彭凯平认为中国人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我们愿意把很多事情用道德来判断，包括对人性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都想赋予道德判断、道德意识。”

而这些特质叠加，就显得国人尤其爱管闲事、爱八卦，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人们更早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隐私。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个人权利来讲都不应该过度讨论、关注、分析别人的隐私。”

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围观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不可否认，吃瓜群众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对于每一个看热闹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然对社会事件持关注态度，并且认为社会是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这对于个人自尊的实现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满足个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彭凯平认为，从社会角度而言，围观的负面作用大于其正面作用。“围观有时会破坏距离感、规则感和法律感，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社会正义的伤害、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迫害行为。”

而另一种围观，诸如微博、朋友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大量转发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关注度，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对此，彭凯平的态度颇为谨慎。“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人们面对社会突发事件时，尤其是我们能够迅速对事件做出价值判断时，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确会产生较大的作用，但反过来这也是个悲剧——那么多社会事件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围观、靠草根群众的振臂一呼才能获得关注？”

彭凯平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围观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从长远角度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进步。

“这反而说明我们其他的诉求渠道不畅通，”彭凯平说，“我们竟然需要靠媒体上的群众起哄来解决问题，这是个悲剧，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中国需要建立真正的媒体监督机制、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真正的民主沟通交流制度，围观绝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