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撰文质疑我的《小时代的艺术如何获得力量？》一文，觉得我陷入了“自蔽的悲观主义泥沼”，并认为我没有看到中东变革、互联网的力量及一些宋庄行为艺术家的情况，他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说到“自蔽的悲观主义”，我不是“自蔽”的人，但的确是“悲观主义者”。然而，悲观主义也未必是一个泥沼。世界上有很多种悲观主义，有些人对“世界能否更理想”上持悲观主义，在行动上却很具有战斗性。鲁迅就是一个战斗性的悲观主义者，他知道历史上的一次次变革结果都不会有本质改变，但他还是会去战斗。我也是这样一个战斗性的悲观主义者。跟这个乱象丛生的社会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取得完美的结局，而且，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并不总是正义战胜邪恶，相反是邪恶战胜正义的时候多一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挣钱享受了，我们战斗了，多少总是会对正义、善良的人们有些帮助；不战斗，我们的处境会更糟。

欧洲及中东的民主变革并不能证明这是一个大时代。表面上好像是巨变，本质没有什么变化。苏联、东欧、中东的现象只是表明传统的专制主义方式不适应世界了，但少数权贵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走到权力中心，只是换一拨人而已。在市场经济的大蛋糕和娱乐文化体系下，大部分民众正在变成“高级宠物”，在这个前提下，社会运动和大时代消失。虽然有左派知识分子，但他们再也煽动不起政治运动。

中国年轻艺术家推崇西方的现代艺术史，好像它是无关政治的纯艺术史，但实际上，它是一部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史。真正批判现实的左派艺术进入不了20世纪的艺术史著作和顶尖美术馆的长期陈列。当然，艺术批评家也不愿将右派政治和文化媚俗的作品纳入艺术史。结果西方的20世纪艺术史只能是一部中性艺术史，即以抽象几何、极简主义、大地艺术、概念艺术、新媒体为主线，只有这些“政治无害”的艺术才能获得资本的赞助和支持。因此“政治无害”或“艺术本体”成为一种艺术的“政治正确”。前几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问过美国著名学者、策展人罗伯特·斯托，为何柯勒惠支这样有精神力量的版画在西方艺术史中没有地位？他意味深长地说，要知道西方艺术界也是讲政治的，他那一代人实际上很喜欢柯勒惠支，但研究柯勒惠支的学者和策展人很难获得西方艺术界重要的工作岗位。

该网友认为，互联网和市场经济会给世界带来变革。全球资本主义下的民主自由越来越像一种可控性的“牧羊”，资本主义跟民主没有必然联系，在专制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可能产生“洗脑”和舆论一致等民主形式的专制主义。美国的电视节目比我们的还单调、商业化，而且是“有民主、无个性”。民主社会理论上是媒体自主，但实际上内容千篇一律，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人们每天看CNN，实际上对世界的判断都受CNN的信息控制和“洗脑”。

市场经济是否一定带来当代艺术的进步，也是值得探讨的。八九十年代赞扬当代艺术是一件难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被体制封杀和社会冷落；今天批评当代艺术却成为一件难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被圈子封杀和利益集团疏远。我还遭遇过刺杀威胁，现在的艺术批评界是表扬多呢，还是批评多呢？显然表扬家多，还不如80年代的批判精神。

至于有关中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晚清和民国初期已经讨论过了，很多知识背景和思想认识，我们今天并没有超越孙中山、梁启超和张君劢那一代人。唯一的不同，是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不需要再来一次革命和街头运动了，因为结局无非是一批新革命者上台，成为新权贵和新腐败阶层，真正的大众民主依然遥遥无期。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近三十年人类的思想家不再试图对世界提出一种革命的社会理想，大时代尽管是艺术家的兴奋之事，但在某种意义上，大时代最好不要再发生了；小时代尽管使大多数艺术家变得平庸，但小时代对大众而言未必不好。说到底，艺术家是否杰出，最终跟时代大小没有根本关系。杰出的艺术家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做出杰出的艺术探索，当然，只有三五个人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