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吹擂自己的成熟，尽管我一直在文字中试着这么假装。我会和同学们一起说粗话骂人，会用各种夸张的表情来模仿老师上课的方式……我还没有勇气将自己置于孤独中，不像那些留下名字的人。我出生于1994年，并不想用“90后”来概括自己，代际划分是很粗暴的，我很反感。但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站出来的人，而我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

有韩寒肯定比没有韩寒好

我很崇拜那些成为意见领袖的人，也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意见领袖又是危险的，他需要激情，但如果被激情左右，他就会盲目。就像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理想主义者都喜欢将原则建立于未来之上，进而制造乌托邦，这是很可怕的。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对我影响很大，20世纪很多知识分子面对纳粹、极权统治时都不够理智，甚至成为鼓吹者和支持者。比如海德格尔支持纳粹。在独立性与影响力之间，我宁愿选择独立性，我不愿意用不理智的自己来影响别人。

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生。为了维生，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违心鼓吹和附和一些东西，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将写作当作一种爱好，有充分的自由度。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

韩寒肯定很聪明。我没看过他写的书，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博客。有韩寒肯定比没有韩寒好，但是好像难以给他更大的责任。我不太了解他，不知道他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哪些。高中辍学、不上大学还是让我对他产生了“偏见”，一个人发表言论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曾经看过2001年韩寒的一个采访，讨论少年成名之类的话题。问他从小到大有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对他有帮助的，他说没有，我觉得也挺可怜的。

现在教育体系或许是糟糕的，但是太多人把它当挡箭牌。其实身处其中仍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相信集中营就是用来逃出来的。个体的努力很重要，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这好过单纯去否定它。教育制度或许非常糟糕，但它还是相对公平的。高中是我上学以来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现在就读的中学是传说中非常擅长考试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能够遇到很多非常好的同学，有明确的志向，足够的谨慎，并愿意为目标努力。

我所说的谨慎是指一种判断力。某些场合是不值得掀起波澜的，如果你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只是掀起一个小涟漪，那是很不值得的。我在书中写了一个叫李红豪的中学生，因为在考试时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中国的体制、教育制度而被遣返回家，后来引发了媒体关注。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考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表达路径。如果他真心想改变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写在试卷上是愚蠢的，而且是无效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后来媒体对他的关注，他的激情表达只是让自己被踢出了学校。我当然很崇拜勇敢的人，但是勇敢变成鲁莽就愚蠢了。

我相信表达的机会一定会有，我一直会判断，哪些场合值得，哪些场合不值得。有些话说出来不过是大快人心，没有引发思考，那是不值得的。判断的直觉当然是一部分，但是，我觉得理智还是很重要的。想得足够多就会有能力，有了能力才有责任。应该是这样一种顺序。

人生是一场冒险

我是乖的，或者说是胆怯的。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挺尊重权力的，偶尔会为它着想，设想对方或许没有那么坏。我有些犬儒主义，不喜欢对立性太强。父母不希望我成为太“方”的人，其实我也不会干出格的事。出书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开始他们提出这个意见时，我是反对的，不喜欢做很高调的事情，不希望别人过于关注我。

这并不是说害怕自己写的东西遭到别人的批评。其实我写的时候就明白，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但是没关系，评论是别人的事情，它们甚至可以被推翻。我也不害怕“坏”的影响力，哪怕其中有些是错的，如果一个人有足够判断力的话，应该也会不为所动。

我觉得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不成熟，但又喜欢自己的天真。我讨厌给自己下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事情，这样会无聊很多。人生不是一盘棋，而是一场冒险，我不希望对自己该做什么下定义。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了解很模糊，多数停留于直觉的层面。但是我始终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值，我希望自己能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也会留有余地，给自己一个未知的未来。

每个年轻人都会反感专制。但我还是去了一次朝鲜，一开始是我爸妈想到的。这是一个挺神奇的国度，人们总是喜欢以一种嘲讽的口吻来说这个国家。但朝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冰冷刻板。这是个很干净的国家，人都挺单纯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愚昧。撇去政治色彩，这个国家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还是挺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客观化的过程。

我反感专制，但是并不迷恋于反对本身。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觉得没有《动物农庄》好，前者过于直露。而且，我更喜欢马尔克斯、黑塞，尤其是茨威格，无论是他作为传记作家还是小说家。只有他能表现人的歇斯底里的狂热情绪，比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我喜欢他的描写刻画，比如《象棋的故事》、《异端的权利》。茨威格一直在抑制狂热的情绪，但同时又很徒劳。在他的书中，总能看到那种明知会失败，依然去做的勇气。这种气质也部分体现在我喜欢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比如熊培云。我总是会被理想主义感染。

我不是一个坏小孩

我只是在写文章或者看书的时候会思考社会、人，那些严肃的话题平时很少跟人讨论，也不会去论坛看。我的同学们更喜欢做题、学习，但是我不想批评他们，我们之间只是爱好上的不同。我不是最好的学生，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但肯定不是坏小孩。

人们对天才的坏小孩有期待，可能也是对体制的失望，希望有幸逃出体制的学生能担当起更大的责任。传统的英雄形象就是这样的：叛逆、有理想、不合常理。但这类英雄的确又是小概率事件，这样的人物确实应该有，只是因为少而弥足珍贵。

除了看球赛，高中之后，我很少看电视。电视不再是资讯的主要来源，但网络和书是。只不过，上网也不单纯是求知，我也浪费了不少时间上社交网站刷屏。也许还是比较寂寞吧，不是在寻求快乐，而是在寻求安慰，有人跟我分享他的无聊寂寞。当别人跟你做同一件事情时，你就不会因为浪费时间而感到忧愁。对于浪费时间，我还是焦虑的。因为人人网太好玩了，我就把它注销了。有时我还是能控制自己，至少我能做一些计划来控制自己。就目前来说，做题能够让我感到充实，虽然将来或许也会觉得浪费时间。对于一些符合规则的事情，我还是能说服自己去做。我相信作出选择并用心去做肯定会有所收获。

孙中伦

生于1994年，上海中学高二学生。今年出版第一本书——随笔集《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认为它记录了自己的“半个青春，和我青春里的半个世界”。给他作序的吴晓波、许知远等“长辈”则在他身上看到了少年中国的一些希望。

孙中伦答问

问：在不想撒谎时，你会选择沉默吗？

答：其实我很讨厌沉默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是看场合吧，有些时候，会默默绕开。有些时候会冲上去说出自己的想法。

采访手记

与孙中伦聊天，第一个感觉是，这人大概是天秤座吧。所有的问题你都能得到一个不偏不倚的回答。他的成熟度甚至让人联想到中年人的某种胆怯，他们历经风雨，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说服自己和别人的理由。但是，他又如此坦诚，说自己很乖，甚至犬儒。对权力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我知道，承认这一点很不容易。

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具体的路数还不是特别清晰。但是，肯定不是一个怒吼的体制外反对派。他不愿自己成为90后代表，我也很不愿意给他贴上标签。但17岁少年说，集中营就是用来逃的，这会让人感觉到这一代的希望。突然想起电影《一一》中，8岁的洋洋说，看到刚出生还没有名字的表弟，就觉得自己老了。采访完孙中伦，我也觉得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