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性媒介帮助抗议者组织起来推翻阿拉伯世界的腐败政权时，当它在主流媒体噤声的情况下提供大量公民新闻时，它被赞誉为一种民主工具。然而，在英国骚乱中，它却被视为抢劫、放火等暴行的煽动者。英国警方称，一些小团体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及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平台协调他们的袭击行为。有些信息的确听上去像赤裸裸地对社会宣战：“每个人都起来去揍警察吧。我希望有人今晚死掉。”还有些信息告知抢劫者袭击的目标——那些昂贵的电子产品店、时装专卖店、酒庄和自行车店。

社会性媒介的这种双重功用，导致了英国政客的双重标准。英国首相卡梅伦说：“所有目睹这些可怕行径的人都将对社会性媒介如何被用来组织行动感到震惊。信息的自由流动可以用来做有益的事情，但亦可用以作恶。如果有人把社会性媒介用于暴力，那我们就必须阻止他们。”为了防止骚乱，英国政府开始考虑限制对Facebook、Twitter和“黑莓信使”（可免费发送较难追踪的加密信息）的使用。

这暴露了卡梅伦虚伪的一面。半年前，他还对社会性媒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大加赞扬：“这样的技术，是公民手中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专制的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不会保证稳定，而是恰恰相反。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坚持和平抗议的权利、言论和网络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法治，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然而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众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还是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

突尼斯与埃及的革命，当然同伦敦的愚蠢暴行天差地别。如英国首相前顾问丹尼·克鲁格所言：“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在抗议中有所失（他们的生命），也有所得（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年轻人既无所失也无所得（刺激和新跑鞋除外）。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可耻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可耻。”然而，卡梅伦对社会性媒介的看法的惊人转变，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对社会性媒介反应过度，并企图以牺牲公民自由来换取安定。

卡梅伦的错误在于：首先，Facebook、Twitter和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无所不在的技术。以手机为例，英国有6100万人，却拥有6250万部手机，人均1.8部，而且很快会突破到2部。这表明，这些工具的使用已经成为基本的生活现实，以及主流媒体的另类替代，不管它们被用来行善还是作恶。用户习惯于实时的相互交流，对此的任何限制，都会像断水、断电一样引发巨大的不便，因而会招致强烈的反弹。

其次，把骚乱归咎于社会性媒介，既是寻找替罪羊，也是逃避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的借口，旨在避免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的何种政策导致年轻人积聚了如此的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骚乱和阿拉伯抗议同源：都根源于经济的慢性病，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人的失业和绝望，加上国家机器的冷酷。社会性媒介在此仅仅起到推手的作用。拿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来说，它们绝非什么“推特革命”。即便没有技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也会起来采取行动。技术只不过增强了他们挑战政府的能力而已。而在英国，无论年轻人是否使用“黑莓信使”，骚乱都注定会发生。

第三，社会性媒介固然被一些骚乱者用来实施暴力，但它也被民众用来反对暴力。在骚乱中推波助澜的社交网络，事后又成为“人肉搜索”骚乱者的主要阵地。公民的照相机甚至比警方记录了更多的抢劫场面。可以说，智能手机就是新的纸和笔。利用这些材料，加上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网民在社交网站和Flickr上开始积极帮助锁定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伦敦警方的Flickr主页，在发出通告的5个小时内，就收到了3000万点击。网民也利用社交网站发起清扫骚乱现场的活动。在Twitter上，#riotcleanup标签下的推送已超过10万条。人们还通过社会性媒介表达他们的震惊、愤怒和悲伤。

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意味着一定有人会滥用自由，然而如果压制自由，则会使一个社会成为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受到破坏。通常，在出现令人恐慌的事情时，人们对严厉审查的措施的容忍度会升高。然而，越是在这样混乱和不稳定的时分，越需要关注政府和执法部门的举动，以保证它们的措施不会让珍视自由的公民在日后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