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腾讯·大家”读到媒体人张丰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范女士家的马桶堵了，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公司，上门前说好费用是150元，但马桶修好后却要价1900元。范女士非常不满，但自己不会修马桶，加上夜深人静与维修工人独处室内多有不安，最终只得乖乖付钱。张丰评价道：“能够在北京买房的人，当然可以称得上是所谓中产阶级。他们是城市文化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往往受过更好的教育，收入也更稳定。中国教育的残酷竞争，带来一个严重的缺陷：大多数白领的实际动手能力都很差。好不容易买一套房子，装修、入住，马桶和基本的电器维修，这些基本技能，大多数都不会。”

这段评价很有意思。我转发了这篇文章，顺便提到我家中学生正在准备的考试内容：“需要手洗的、局部脏得厉害的、容易掉颜色的，等等，按相同条件分类，洗涤效率更佳。”“水量与温度：洗涤物和水的重量比，叫做‘浴比’。一般手洗比例为1:10，机洗比例为1:15。”这是我前几天无意中听到中学生在家大声背诵的内容：如何洗衣服、如何放洗涤剂。当时真是大吃一惊。以我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总认为精英教育必须是人文精神、科学素质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怎么能有这么无聊的家政课呢？

我家中学生读的是大阪一所女子私立名校，学校的教学方针，是培养“能够在将来充满希望的世界里，拥有强劲雄飞能力的女性”。每年学校的文化祭，看到女学生们的自创舞台剧、自拍小电影、茶道表演、自制手工，以及听到体育馆内剑道、柔道竞斗时的阵阵吼声，就不得不感叹：这其实是一所培养“女汉子”的学校。它也的确培养了不少活跃在日本各界的“女汉子”：乒乓球和国际象棋项目多年蝉联日本全国高中冠军，日本女排也有好几位出自这所学校。

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连洗衣服应该放多少洗涤液都是考试内容。如果北村兼子还活着，一定会大声嘲笑这种“傻瓜教育”。1903年出生于大阪书香世家的北村兼子，是日本女权主义先驱，25岁那年就作为日本女性代表，使用流利的英文和德文在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发言。她也曾在大阪的私立女校就读，也上过“无聊的家政课”。有一次上家政课，老师教如何修理断了的木屐绳带，北村兼子对此不以为意，认为学习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因此，接下来的国语课上，当国语老师问“女子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时，兼子回答“就是教女人怎样变傻瓜”，全班哄堂大笑。

回家后，北村兼子将此事说给父亲听。她父亲北村佳逸是战前五大报刊之一《时事新报》的主笔，对女儿的回答点头大赞，并说：“以后这种无聊的家政课，就缺席好了。”晚餐后一家人出门散步，走到半路佳逸的木屐绳带断了，兼子当即按老师教的方法修好。穿上修好的木屐，佳逸说：“看来家政课还是不能缺席啊。”

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也是大阪人。与同为诗人的与谢也铁干结婚后，两人生育了11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与谢野夫妇共同执笔的《明星》诗刊失败，家境窘迫潦倒。将与谢野家族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也是“无聊的家政课”：与谢野晶子在女校学过缝纫手艺，于是她买回最便宜的素布，先动手裁剪、缝制衣服，然后手执蘸上金泥的毛笔，将自己的诗歌写在上面，便成了一件极具文化气息的和服。这令名流夫人们艳羡不已，大家争先恐后，求晶子老师为自己“写”件和服。晶子与铁干的长子光，在90岁那年接受出版社访谈时，回忆起往事：每次母亲为他人在和服上题诗挥毫时，他和弟弟妹妹们就围过来为母亲帮忙——晶子负责写，孩子们负责分别抓住和服宽大的几个角。“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个心里都快乐极了。”

北村兼子和与谢野晶子都是日本女性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从她们的生活故事来看，作为精英教育的一个环节，无聊而浪费时间的家政课或许还真是不可或缺。毕竟，当你迈开大步奔向诗与远方时，必须同时懂得如何顺手解决掉堵塞在你生活中的那只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