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看戏”是中国典型的网民心态,大家乐意于在网络上追捧、围观、偷窥、喝斥各种“热闹”,有些已经得到改变,有些无能为力,你如何评价网民与娱乐的关系?
洪晃:在任何社会,公众人物:政客,明星,高调富人等等都是可以开涮的。只有在中国,政客是不能拿来娱乐的,高调富人是可以买通媒体的。那就只剩下明星了。明星也学会玩弄公众了,用绯闻炒作自己。但是这个游戏大家玩腻了,所以网上才会这么热闹,大家上网是来看平常看不到的政客的。更何况中国政客被捧惯了,和现实脱节,可以主动作出各种非常娱乐状态出来,而且还都是自然的。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太好看了。别的国家的政客,个个都是影帝。咱们的太少了。
《新周刊》:表哥、房叔、坑爹,还有留入史册的打酱油、藏猫猫,以及近期的校长和幼女开房等,还有类似海天盛宴和郭美美、干露露之类的事情屡屡娱乐大众眼球。从中你看到了什么?
洪晃:这些事件不光是娱乐。表哥,房叔是中国官员腐败的表现;坑爹是特权的表现;娱乐是一个副作用。大家追这种新闻是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只是抗议过程中也要笑一笑。海天盛宴,郭美美和干露露是用炫富或裸体来骗眼球的。是来享受15分钟聚光灯的人。
《新周刊》: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合谋:一是娱乐成为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是一个被有意识不关闭的出口;一是媒体热衷于捕捉此类事件,显然娱乐报道比时政报道更加安全;一是大多数受众被“驯化”了,在接受过众中既麻木,又有快感。你怎么看这种“共谋” ?
洪晃:娱乐不是宣泄,是麻痹。让你忘记生活中的苦难和艰辛。这是其存在的目的。但是现在有点要命了,因为最娱乐的东西反而是要控制意识形态的人,今天的受众太不好驯化了,特别是大都市里的人。
《新周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如何不受到这些娱乐事件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洪晃:我住在北京郊区,基本不进城,就在家里写东西,还种点菜。
《新周刊》:在搜索引擎还有你的微博上搜索娱乐,看到你提到娱乐的次数还挺多的(微博上有30次左右),有严肃批评@央视新闻的,也有起哄王老吉反击加多宝的,还有一条新闻提到你对章子怡的泼墨门事件发表过意见。你理解的娱乐和娱乐精神是什么样?
洪晃:娱乐就是让大家精神放松一下,哪怕是以某个名人的痛苦为代价,学会担当就好了。
《新周刊》:你喜欢有娱乐精神的人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较有娱乐精神的人都有谁?
洪晃:我喜欢有能力自嘲的人。比如Anna Wintour来中国的时候,有人问她是不是对下属很严厉,她回答说:是的,她们不听话我就把她们关进壁橱里面。好的娱乐很酷的。不好的就下作,比如干露露。
《新周刊》:想问个简单粗暴的问题:你有几次提到真有娱乐精神,一个是国外的闹剧,法国女记者称9年前曾遭卡恩性骚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身陷囹圄之际,他又面临新的指控。一名31岁的法国女记者巴侬(Tristane Banon)披露,她在2002年采访卡恩时曾遭攻击。她称卡恩就如发情的黑猩猩,撕开其内衣,她不断挣扎才得以逃脱,后来在其母亲劝说下未报案。一个是张朝阳偷拍大S婚礼的闹剧。但两次的褒贬隐约有些不同。说张朝阳的那次,是讽刺吗?
洪晃:我很高兴女记者的母亲把她拦住了,不然就是娱乐,因为卡恩和他的行为法国社会已经有判断了,她再出来指控只是会被公众记住她是被卡恩大猩猩骚扰过的女记者。何苦?张朝阳偷拍是很有娱乐效益的。我没讽刺他,我觉得他为了搜狐很敬业。
《新周刊》: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观点认为:国外比国内的人更有娱乐精神。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洪晃:只有在政治方面,国外的娱乐精神更加明显。比如白宫的“媒体晚宴”,总统也得说十分钟单口相声逗大家乐一回。
《新周刊》:看内地的娱乐节目,和港台或国外的相比,感觉有不同吗?这些娱乐节目里,你比较欣赏的有哪些?
洪晃:我看欧美的比较多一点,我喜欢美国HBO上面的当代家庭节目,还有我喜欢美国人擅长在正剧中扔点娱乐的东西进去,比如新闻编辑室(newsroom)是很严肃的戏,但是有一期主持人抽了大麻播出本?拉登被击毙的那几场就超级搞笑。但是挺高级灰的。
《新周刊》:你觉得,娱乐精神的边界应该在哪里?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娱乐是不可以接受的?
洪晃:自嘲很高级,因为并没有拿别人开涮,而是拿自己开涮。娱乐的底线就是每个人的道德底线。
《新周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娱乐化让我们错过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机会,但同时,也在舆论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可以起到曲线救国的作用。比如,用捉奸似的方式曝光腐败的官员,台湾或国外也有一些娱乐的方式恶搞官员、批评其不够作为的节目。你对此怎么看?
洪晃: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什么都拦不住。就跟北京第三航站楼似的。娱乐不是问题,问题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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