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的礼物和朋友的礼物，在你心中的价值一样吗？

“再好的朋友给你的礼物，也不如恋人给的礼物价值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负责人张效初教授介绍他和团队的一项研究。原因可能在于纹状体（人脑中奖赏系统的一部分）的灰质。“我们发现，在恋爱组中，被试者纹状体的灰质厚度，与他对礼物的评价价值负相关。换句话说，纹状体的灰质厚度越薄，他对爱人送的礼物的评估价值越高。”

这项尚未发表的研究结果，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视作支持了“重色轻友”的说法——事实上，基于一些对世事人情的洞察，也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但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关心为什么（有的则更加小心翼翼地推测如何应用），并通过精心的实验设计，试图做到可重复验证，以确保结论立得住脚。

“可能我的思维还是过于唯物。爱情当然很复杂，但我个人并不认为爱情比其他一些认知过程更复杂。未来它应该是我们能掌握和调控的东西。”

事实上，“爱情”并非张效初主要研究的方向。“爱情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定义不准确，每个人的观点和体验都有很大区别。什么叫爱情？除了热恋，还有很多其他的状态，比如，上次有人跟我说，他突然对电视里的演员有种特别感觉。但这比较隐私，持续时间也不长，不能用来做个实验。”

张效初称自己在中科大的研究环境为“象牙塔中的象牙塔”。但2015年年初开始，象牙塔外的关注纷至沓来，起因是他发表于杂志《人类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2015年2月刊的一篇论文，这是研究者第一次发现了与爱情相关的大脑功能模式的改变。

关于爱情的研究并不新鲜。看恋人的照片或是想象恋人的模样，心理学家尝试过不同方法，看那些坠入爱河中人的反应。但是，在静息状态（没有任何具体的任务）下，会如何？

研究从2013年3月起，历时近两年。研究对象是100位来自西南大学的学生。实验之前，他们需要填写一份量表，包括“是否在热恋、刚失恋还是从未恋爱”。但为了避免干扰，并未告知他们实验的主要目的。实验过程中，他们也并未像其他的“爱情实验”中的被试者那样观看爱人的照片或想象情侣的模样，只是保持静息状态，通过核磁共振技术每两秒钟收集一次他们大脑中的血氧信号——如果大脑中的某个脑区比较活跃，这片脑区会因为血氧信号更强而在屏幕上显示更亮。

与分手组和单身组相比，恋爱组的被试者的大脑内功能连接显著增强，恋爱时间越长，越是明显，增强的脑区主要涉及奖赏、动机和情绪调控系统。在张效初的解读中，这一结果意味着，不管恋人是否在眼前，爱情的存在已经在日常情况下持续性地影响着大脑。

大众的反应也和象牙塔中有所不同。更多人希冀着：这样是否可以通过扫描大脑得知“他到底喜不喜欢我”这个千古谜题。但张效初关注的点则是：如果能进一步了解，也许可以进一步尝试调控。

“听起来有点可怕是吧。”他想了想，继续说，“但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我的思维还是过于唯物。爱情当然很复杂，但我个人并不认为爱情比其他一些认知过程更复杂。未来它应该是我们能掌握和调控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对大部分认知过程都还没法控制。如果将来有方法可以控制很多认知心理过程的话，那爱情应该也一样——当然，这是我的野心和梦想。”

“你说的‘唯物’具体是指？”

“比如，同样表现出冒险性，原因在于你喜欢冒险还是忽略危险，所有的这些想法都会在大脑活动上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可以通过对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的不同pattern，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据。”

“我要是再聪明点，可以答得更好。”

张效初的经历称得上顺遂：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没求过人；小学开始学编程，父母支持得起电脑和去香港参赛的费用；什么书都看，科幻小说、《兵舰知识》或《飞碟探索》类的杂志，以及外祖父的革命小说，也没耽误做学霸，同时应付考试和竞赛。

一路顺遂的包括爱情。“没有特别经历过电视里那样夸张的爱情。”他和妻子是本科时的同学，现在是在同一栋楼里工作的同事。两人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在大问题上也一致。“儿子的教育问题”是目前他们的重要话题之一。“我并不完全赞成‘赏识教育’。因为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让一只老鼠学习得快，不能老用惩罚（电击），也不能老奖励。”夫妻观点一致。

但张效初有一些和经历不匹配的不自信，他将此部分归因为“见过了太多比自己聪明的人”。他对自己最大的肯定是“勤奋”，而习惯于将一些不够成功的经历归结为“自己不够聪明”。

他清楚记得四年级时得到的奖品——一堆螺丝刀，也记得六年级的一次失利：一个复杂的图形，小学的参赛者允许一行行打出，中学以上需要编程算出规律来打。张效初当时读六年级，可以选择前一种简单的方法。“但我当时没有想到还可以按照简单的方式做，只能尝试着算规律，结果有部分算错了，但是好在错的不多，还是拿到了名次。我要是再聪明点，可以答得更好。”

某种程度上，这种性格也是他的焦虑来源之一。作为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他面临不小的压力，有时会怀念读书时“走着路会突然笑出来”的时光。

2010年，在美国健康卫生研究院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的博士后学习结束之后，张效初通过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回到母校，以及他结缘十年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实验室”。

高三去香港参加竞赛时的经历，也许在张效初的专业选择过程，无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的领队问我，未来想选择计算机专业还是其他方面，我一直感兴趣人工智能，所以从来没想过计算机之外的事情。但领队说，他认为计算机是个工具。我开始思考，到底要不要选计算机。正好高考前咨询了科大的生物系老师，他说，他们有个搞认知的实验室，去那里最好。所以，我报考科大的时候，就是冲这个实验室来的。”

1996年，张效初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读本科。“大一时，就来实验室当被试，心想，老师没骗我，这里不是电击老鼠或是做分子生化的实验，而是做以‘人’为对象的实验，而且是当时生物系里几乎唯一主要做‘人’的实验的实验室。”

这里是他从高中就向往的所在。他的兴趣广泛，研究的又是交叉学科，而研究对象是“人”——比起学院里其他同事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研究更边缘，也更有趣，当然，还有可能应用于社会——他对“应用”这一点极为看重。

“之前都是做基础研究，研究机制，未来希望可以做一些转化，帮助到病人或相关的正常人。比如，帮人戒烟，对靶点进行刺激，降低症状——这样可能更有意义。”

“满足好奇心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性格外向，有啥说啥。爱说，但是口才不好，所以比较啰嗦。”两年前，作为实验室负责人招募人员时，张效初这样评价自己。

他的语速快过常人，脑子里装了太多要表达的，一句话往往吞掉最后三四个字，因为下一句话连同新问题已经迫不及待要跳出来。他用这样的说话方式兴致勃勃说起他的各项研究：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与孤独感、网络成瘾的原因与结果、用催眠减弱尼古丁成瘾……总想着，将它们编织成一个网。他毫不掩饰事业上的追求和企图心：“在科研圈，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声誉来，你要做出一系列工作。”

事实上，编织成网之前，他已经开始试图在一些研究之间做对比和关联。

一些扩展的研究也来自他的那些年轻学生。“我对博士生的要求，第一个课题我来帮你定，第二个课题，希望你针对自己的兴趣，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当然，最好跟我们已有的方向有关系。”他最近在做的一项关于催眠机制的研究，建议来自一个有催眠师经历的博士生，将催眠应用于“降低吸烟成瘾”的研究。

和“爱情”有关的研究也是同样，来自学生的建议，但和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成瘾”有着影影绰绰的关联。他想梳理看看，对于坠入爱河的人和药物成瘾者——奖赏系统被激活的状况很相似的两组人——“爱人给的礼物”和“成瘾者眼中的药物”有哪些共性，又因何而不同。

这就涉及到他的一个思考：“我一直认为，热恋的状态是非正常的状态。从演化的角度看，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热恋总会消退，否则对后代的繁衍也不利。但成瘾不是。可能因为热恋有个退却（或者自我调控）的机制，但成瘾性药物，比如海洛因，却会吸引人不断获取更强烈的刺激，直到人死亡，这说明在成瘾中自我调控机制可能受到了损伤或者被绕开。我们关心的是：这种自我调控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工作的，可否被增强或修复？”

“爱情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我也越来越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一些奇妙的混搭时刻在张效初身上体现，比如，微妙的优越感和不自信，又或者，孩子般的好奇心和一些作为研究者的使命感以及实验室老板的务实精神，“但感兴趣是一回事，满足好奇心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