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首届中大博雅学院学生即将毕业。如今，09级毕业生，有的整天泡在图书馆，有的兴致盎然于未来研究方向……程功是其中的一员。当他们班去三亚毕业游，他没忘在包里放一本现象学研究。途中，他注意到有位女生在读本雅明的书。

中国其他699万毕业生，似乎没有他们的闲情逸致。2013年夏全国将诞生史上最多的699万高校毕业生，被称为就业形势最残酷的一年。其实，2012年底已经是就业寒冬——一场理工科专场招聘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近2万名毕业生撑着雨伞，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冷雨中，学校还为用人单位和学生提供了姜汤。2012年入场企业减少了近50家，缩水近20%。在重庆，熙熙攘攘的求职大军中出现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奶奶说，她是替孙子来的，孙子去了另一个招聘现场，分不开身。

中国毕业生考研、出国人数节节攀升。对应之下，程功和他的31位同学的确成了“非典型”：九成继续深造，其中16位保研，7位直博。“不想逃避社会，也不是找不到工作，是真想读。” 程功说。

回想博雅学院招生简章上口号——博雅学院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孙尧天觉得，博雅没让自己失望，最直接的证据是，他拿到了北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直博生的唯一名额。

读书氛围浓厚无疑是博雅特色。中大博雅学院作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节点，以精英化教育为目的，四年不分专业，核心在于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除了必修古典文明语言，学生须精读中西方文明经典等“大块头”。密集的海内外知名大牛讲座加上暑期讲习班，“延展人文学术界的前沿思想”。

孙尧天回忆枯燥无味的大一大二：高三苦海出来，又被抛入希腊文、拉丁语等艰涩的中西方古典文献中。每月要写五千字读书报告。男生枕头边都摆着两三本书，像他一样藏书量达两三百的人也不少。要毕业了，孙尧天每天还是泡八小时的图书馆。院里的老师抱怨没空做研究，OFFICE HOUR被学生占满，“一个学期起码十次左右”。

大三之前，他们几乎不考虑现实问题。玩四五个社团、到外面家教、实习赚钱，这些当前大学生普遍现象，在博雅学院很少见。“广播台十点钟还要开会，怎么复习考试？”

在学生会主席王宇看来，跟其他学院相比，本班同学显得“不谙世事”。他在跟其他学院学生干部打交道时，时常会被称“尊敬的王主席”，他难免反感，“现在大学生的官僚气非常重，大一做部门干事别人还理你，大二干事就没地位了。官大一级压死人”。

博雅试图祛除学生的官僚气，规定“任何学生干部不得享受加分”。此外，在即将出台的学生会新章程里，将部长一职剔除，只留学生会主席和干事，“人人平等”。

也许这正是博雅学子的“软肋”。三亚行的导游观察到同学们言行举止的稚气未脱，忍不住问，你们多大啊，去找工作不会被人当童工吗？观察了四年，王宇想，未来若进入职场，对于奖金、升职等多数人趋之若鹜之事，同学们应会“处之淡然”。

对于外界贴的“书呆子”、“理想主义”标签，孙尧天早就习惯了。高中同学打电话邀玩，他说在看书，对方一句“神经病！出来玩”。饭局被拉着喝酒，他说要回家写论文，异样眼光齐齐射来，“神经病！”

“我有理想主义，但这不对吗？”在功利的大学环境里，他常用鲁迅笔下的狂人类比自身。“环境认为你是疯子，但也许是环境错了。”

孙尧天会跟父母推荐鲁迅的书，期待他们能理解自己并非“迂腐”。曾期待他念经济学的父亲是初中英语老师，也许是在儿子身上看到年轻时的理想情结，一路支持，偶尔还会跟儿子讨论论文。

自豪和焦虑同时缠绕着孙尧天，在中文系选课，他好胜心极强。“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博雅。”他拿了该门课程有史来的最高分。

“大学不就应该这样吗？难道我成天刷网页、在外面瞎逛吗？”孙尧天无法想象过传说中的典型大学生活。他初到大学，便对其中的“浮躁”风气感到不适。“比如一位师兄，大一大二忙于社团，大三大四找工作，读书报告抄袭前人，从没去过图书馆。”

环境对孙尧天的不理解，博雅学子大多有所经历。博雅学院从2009年诞生后的争议不断，其中一个怀疑针对是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什么专业也没有，怎么找工作？”院长甘阳教授回，“不需要就业，大部分将直接继续深造”。

有人问起专业，孙尧天懒得解释，总用“哲学”、“文学”搪塞。班长小任曾去招聘会现场体验过，“总要给别人解释我们到底是干吗的”。

在孙尧天看来，对博雅学子就业的质疑，折射的是对文科生群体存在意义的质疑。“我们跟哲学、文学，有什么区别呢？”他相信同学们在韧性、耐挫力等方面的素质，甚至超过其他学生。担任中大招生宣传志愿者协会总会会长的沈麟，虽没投过简历，但自信满满，“找到好工作没问题。”

这些学生并不忌讳自诩精英。但他们又怀疑自己是否符合“精英标准”。班级曾开了两天半“退思会”，反省自身不足之一是好高骛远。“自我感觉太良好了，这的确是个问题。”

“学院鼓励我们有理想，格局要大。”

大三时，在广泛阅读各类人文学科的基础上，博雅学院的学生们依兴趣选择中哲、西哲、法学等六个研究方向，进行具体领域的知识积累。其中一个特殊政策是到别院去选课。孙尧天就是在中文系上了“鲁迅研究”课后，“走上研究正途”。最后，学生们依毕业论文的方向分别获取相应的六类学位证书。

“学院鼓励我们有理想，格局要大。”在王宇看来，博雅所授予的知识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阅读塑形了学生的思维方式，“鼓励我们追求超越物质、形而上的精神性价值。”

博雅围绕中西方古典文明的课程内容绕不开一个问：什么才是“好”的人生。被要求背诵荷马史诗，王宇纳闷，“不就是一本小说嘛”。混沌里思索了几年，他想起书中主角阿基琉斯的故事，醍醐灌顶——对阿基琉斯来说，荣誉就是“好”的，而不是挣大钱，开跑车。

审视周遭，王宇看到尽是与阿基琉斯相左的心态。“刷微博刷三观，人们没有善恶是非观念，大学生更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似乎过个温饱就够了。格局太小了。”他心里甚至“看不上”一些中大学子，“满足平庸现状”。

毕业后，王宇选择到人大念政治学,日后打算从政。他认为，比起个人，一个国家、民族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值得付出一生精力去探讨”。

涉及到话题“国家民族如何才会好”，王宇聊起博雅学院的一个主要争议：被认为是“新左派”的甘阳亲任院长，其政治倾向是否会影响通识教育。

黄燕婷记得，甘阳老师曾在课上提醒学生，“政治和学术不能完全分开，讲课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政治立场，你们可以反对或者赞成，但一定要讲道理”。虽然甘阳强调学生应自由选择立场，但几位学生承认，“多少受到甘老师的影响，我们对网络所盛行的‘右派’观点始终谨慎甚至怀疑”。

“网上那些不分黑白、情绪化的对骂，简直是不负责任。”王宇为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之低而不理解，“只要是政府说的，绝对是错的。”

“独立思考是非常难的”。程功对甘阳这句话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希望能有距离地审视社会。他和同学很少在微博发表意见，最多只是转发。

什么才是有效的民主，王宇一直在思考这个难题。他正忙碌于确定新的学生会主席选举制度，和同学讨论的结果是：无论是时间还是能力，大四学生更适合当学生会主席。因此，由大四学生民主投票选出一名候选人，再在全院实行等额选举，超过三分之二即当选。考虑到“非理性成分”，他们放弃了演讲式竞选。

上完《宪政与民主》的课，王宇觉得，像中国这样有深厚传统的国家，更适合借鉴同样有悠久历史的英国政治制度，而非“政治土壤极其特殊的美国”。

“以前总以为身边的悲剧是偶然的，其实跟时代有关。”

对即将就业的同学而言，在与“物欲横流、价值观紊乱”的社会迎头撞上时，他们抱着不被卷入甚至是改变现实的心态。

黄燕婷决定回到家乡云南，参与“美丽中国”的支教项目。这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份工，她想要在支教时田野调查，为日后读历史人类学打基础。

就在年初，黄燕婷收到香港中文大学佛教研究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但她没去。理由简单，她的热忱在于云南研究。跟许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不同，燕婷来自云南个旧的“地道农民家”。面试时，甘阳问她，家里会不会没有做学术的条件。她轻轻回答说，学习是一生的事情。

燕婷父亲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年轻时也有过“大理想”，平时爱看书，支持女儿的自由选择。

对就业的考虑部分源于一大现实焦虑。“父亲多年身体不好，想把家里日子经营好。”甘阳也劝她，就业没什么不好。

但她不愿像当地多数大学生一样，去大烟草公司上班，或当个公务员。她害怕“生命就此停滞”。大三，她到云南省教育厅实习，早八点晚八点，看书时间非常少，“哗地就三十岁了，谈何‘修齐治平’”。

也是这段时间，历史人类学研究激起燕婷的热情——用一种隐忍细致的方式去书写云南历史，去追问关于人类的根本问题。

更深层洞察家乡的愿望，跟她自小的生命体验有关。她再三地用“极其可怕”形容全国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个旧。首先是青少年的沦陷。“曾经特别可爱的孩子，突然一天就拿着长刀到处砍杀。”一次她在路上听人聊，“随便数数就有三个人被砍杀了。”其次是精神状态的坠落。四处是被遗弃的土地，农民个个在打麻将。她从一张张颓丧脸庞，看到现代化理论中的悲观想象——“历史的终结”。

她想“理解”这一切。博览群书起了“作用”，她从历史、社会的大脉络去解读：“以前总以为身边的悲剧是偶然的，其实跟时代有关。”

学术的路艰辛又遥远，燕婷下不了决心。直到一个晚上，她做了个梦，梦里，患重病的堂哥跟她要钱。她正要给，风一吹，钱散了一地。她急得直说对不起，慌乱不堪四处捡钱。醒来后她大哭一场，悟了：“回去研究家乡，是一种责任”。

“起码能看到人生的意义。”燕婷回想起，整天打麻将的亲戚，只有在提到祖先时，脸上会散发少见的光。然而，近年来的土地交易，大家族加速离散。她忍不住想象，“如果他们再次看到祖先历史，也许大家族的精神不至于彻底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