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城遗梦
2011年伊始,我与洪晃开始了一个新计划,担任一本新杂志书的主编,我为它起名为《缪斯超市》,开始了组稿工作。
算起来,从19岁开始编诗歌刊物《80后诗选》到现在,快十年了。《80后诗选》编了三辑,每辑两百本到五百本。除了《80后诗选2》是和另外两个诗友一起编辑,其他两辑,都是我自己约稿、选稿、编辑和选定封面,自费找印厂印刷,印出来后免费寄给全国各地诗友,最多有时候读者会出点邮费。三辑诗选都是走内部交流的模式,在诗歌圈,自己印杂志或者报纸并不罕见,前几年民间诗歌高潮期,每个月我都能收到从各地寄过来的诗歌内部刊物,这就是DIY,Do It Yourself。“盘古”乐队在《千百个叛逆的理由》里唱道“如果想看书,就自己写一本”,大家都觉得自己办小报、印民刊就是对诗歌生活最好的介入和参与。不但不挣钱,还要投一点钱进去,目的是为了交流和宣传。
这几年,年轻作者们纷纷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自己的杂志,这模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对这样的杂志来说,主编无疑是最重要的角色,相当于一艘船的船长。读者大多是看中了主编的名气及风格,与此同时,整本杂志也形成小圈子的聚集,主编相当于他们的提携者及代言人。
杂志书,又名Mook, 它将杂志(magazine)与书籍(book)合二为一,既有杂志的信息广泛,又有书的深度。不同于传统文学期刊的选稿老化,Mook的栏目更为多元,所选稿件主题更有时代诉求,更集中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上面,比起传统文学期刊的广泛读者群来说,Mook的读者集中在青少年和在校大中学生。与此同时,杂志书并未引起更多文学批评家的注意,针对杂志书的专业的文学评论寥寥可数,更多的是小圈子内的热闹,与专业文学类杂志相比形成不了竞争力,比如读《收获》的读者是不可能去买一本流行的Mook的。如何将一本杂志书做得既有文学性又能吸引大量读者,这是所有主编都在考虑的事。
将稿件初审完,已经到了7月,接下来是等待出版社的审稿。7月初,我应韩国“延禧写作村”之邀,来到首尔,开始了短期交流、写作计划。我住的写作村一人一间大屋,或者两间小屋,一间用来睡觉(加一个灶台,可做饭),一间是写作室,每间都不到十平方米。我住的这两间房的窗户都很小,把门一关,有种坐牢的错觉。从我的写作间的小窗户望出去,是几棵松树的底部和蔓延下来的草,也就是说地平面比栽种的树要低不少,因为这写作村位于半山腰,在一个小山坡上。
在这里,我得到的更多的是身心的放松和阅读面的扩大,它对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对写作则没什么更大的帮助。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与幸福。这里每每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听着蝉鸣,望着天上的白云,吃着品种不多但却新鲜安全的蔬菜。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不会说韩语,也许我不太想学,留点神秘感,留点距离。
我的房子前面有一把木式长椅。我常在傍晚躺在长椅上看落日余晖和彩霞,沉醉在松树掩映下的黄昏。天上有几朵云在缓慢地流动,耳边只有不知疲倦的虫鸣,听不到机动车的声音,更无闹市街头的嘈杂。我望着天上的云朵不知不觉消失,忘了自己身处何处身在何时。也许是在唐朝。也许是在黄河边。也许是在中国某个北方省份的农村。也许是在不知名的郊外。
美得空、美得静。王维的《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这种清新淡远的意境,竟然让我在韩国的汉城找到了。或者不妨说,这里让我想到了唐朝,想到了王维。
然而,当星空升起,我从长椅上坐起来时,看到松柏尽头是高楼和红色的十字架,它提醒了我这是异乡的都市。多希望在中国,也能找到这么个所在,不被打扰,就自己享受自然的美,同时也并非与世隔绝。城市与自然能够共存、共融。
二、重返纽约
8月初,我从安静又略带些枯燥的延禧写作村逃向美丽悠闲的夏威夷,在毛伊岛度过了舒畅浪漫的五天,然后飞向纽约,回到这个曾经带给我激荡和灵感的大苹果的怀抱。这个过程让我刷爆了信用卡,但也算物有所值,有些收获。
累。好像每次来到纽约,都会觉得累。这座城市是不眠之城,嘈杂万分,每个角落都藏着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许多事,怎么会不累呢?
在纽约,宅简直是种罪恶。这里的人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去party,忙着上形形色色的短期课程培训班,忙着约会,忙着购物,忙着看心理医生。这是一个物价昂贵的城市,它不允许你浪费时间,更不鼓励你浪费精力。
在纽约,宅也是种享受。窗外红尘万丈,我自岿然不动。在任何一个地方,能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都是极不容易的事。即使在最安静的一隅,心也不一定就那么平静,不知是命运的注定还是巧合,从网上预订的宾馆居然离我第一次来纽约住的唐人街地下室仅仅数米之隔,就在马路对面,严格说仍然是属于唐人街的地界。
唐人街仍然脏乱不堪,热得发烫的柏油路上扔满了垃圾袋、包装纸和烟蒂,从隔壁小铺传来的鱼腥味令人闻之欲吐,站在酒店旁边等“灰狗”的路人脸色憔悴面色仓皇。一句话,这里简直比中国更中国,这里更符合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如果我要没去过中国,我也以为中国是这样。
此次来纽约,最大的感触就是纽约开始变得没落了,这让喜欢纽约的我感到难过。二战后,全球艺术中心从巴黎转到了纽约。至今纽约仍然是最繁华的城市,仍然拥有最好的博物馆、无数从主流审美到小众化的服装品牌以及各种品位的餐馆。然而这次来,感觉到这一切并不像三年前我来时那么有活力。这种感受是微妙的,很难拿出什么证据,或许是我成熟了,不再神化纽约了。
由于高昂的租金,据说许多曼哈顿的年轻人都搬去了布鲁克林。一个阳光晴好的下午,我去了一家布鲁克林的二手店,逛得头晕脑涨后躲进了一家酒吧喝了杯带辣椒沫儿的鸡尾酒。布鲁克林充斥着形形色色自以为放狼形骸的青年,到处漂荡着肾上腺素的味道。年轻人无比享受生活,这体现在他们的服饰上,也体现在他们边走边抽大麻烟上。说实话,他们的外表迷惑不了我,穿得潮流不能代表思想就先锋。我的中国写诗的朋友比他们有个性的有的是,要论打扮,那些玩朋克和skinhead的完全能秒杀他们。布鲁克林有时让我联想到柏林,有时候想到798,偶尔还想到昌平大学城。当然,这里不像曼哈顿那么多高楼,也没那么高高在上的劲头,比较艺术平民化。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在一篇名为《纽约还是全球艺术中心吗》的采访里说:“当然纽约有很多很棒的年轻艺术家,如Paul Chan或Sharon Hayes,但我觉得你再也不能将纽约描述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室,它和你在柏林看到的不同。也许,我是夸张了,但我是那么想象纽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当然,今天的纽约拥有了美术硕士课程的学府,但对我来说这不像一个你可以浪费时间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太贵了。如果有人问该推荐年轻艺术家到什么地方去好,在纽约和柏林之间选择,我会说,去柏林。”
这段话侧面印证了纽约与柏林之间的异同之处。都热爱艺术,柏林的生活费更便宜,纽约的更贵。纽约的空间太小,房租太贵。柏林年轻人书看得太多了,都那么爱思索哲学;纽约的年轻人party开得太多了,书倒是不怎么看了。若是说纽约就代表着美国最先进的文化,那么纽约的没落就意味着这个帝国的没落。实际上我是爱纽约的,这里相信奇迹,具有复原的能力。让我们等着吧,等着看,下一个全球艺术中心在哪里,也许是在平壤?
8月中,我回到首尔,继续延禧写作村的生活,用邮件和电话来讨论《缪斯超市》的封面及排版,直到9月回到北京。在我回来前几天,《缪斯超市》终于下了印厂,我松了一口气。
三、文学之旅
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写作坊创立于1936年,其目标是聚集一大批诗人和小说家进行写作、研讨。在其创立以来近70年的历史中,曾邀请包括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欧文以及多位普利策奖得主、国家图书奖得主参加其活动,美国最近四任“桂冠诗人”也都出自该写作坊。1967年,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与爱荷华大学作家写作坊主任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到爱荷华进行写作、讨论。在两人主持“国际写作计划”20余年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700余位作家前往,使该工作坊享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仅以中国两岸三地而言,曾经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就多达百余位,大陆方面有:丁玲、艾青、萧乾、汪曾祺、茹志娟、王蒙、冯骥才、张贤亮,以及余华、莫言、苏童、刘恒、迟子建、毕飞宇等年轻一代作家。该写作计划对于开拓中国作家视野,增进中国作家与参加该活动的其他国家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具有积极作用。
此次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一起参加的交流项目为期十天,大主题为“探索人生”。双方邀请的都是女作家,美国方面要求作家会讲英语,这样平时也好聊天,但创作都是用母语创作。先前美国女作家们已来过中国,在北京和银川参观和交流。
在芝加哥大学,我们与美国女作家们讨论的话题是奥康纳的小说《好人难寻》及张爱玲的《金锁记》。对张爱玲的小说我不感兴趣,因此没有发言,关于奥康纳的小说,我的发言如下:
“大家都说奥康纳的风格阴郁甚至非常邪恶,我却认为她是个很幽默的作家。她在小说里给人物安排的对话,她看这世界的角度,都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看世界的‘那种’角度。她可能厌倦了大部分小说里的完美大结局或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在她的小说里,恶比善更有力量,甚至恶与善的界限已经混淆。这可能让许多人受不了,误以为她的风格是邪恶的,事实上她只是非常诚实、一针见血。
“在她的小说里,被愚弄的人往往之前表现得自以为是,他们甚至没有什么值得可怜之处。在奥康纳的笔下,每个人都不是可爱和值得同情的。没有道德上的榜样。处于困境中的人没有人得救,也没有上帝出来主持正义。那些施以恶的人有些是一直被当作坏人(如《好人难寻》的越狱犯),有些是被人认为误以为是非常笨的人。这样的人最后的作恶简直就像是报复,报复那些只从表面和外在来对他们定义的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奥康纳的写作风格算得上是极简,她对描写单纯的风景和大段的内心独白没有兴趣。她用故事击破了田园牧歌似的人生观念和罗曼蒂克似的美好幻想,用虚构出来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生活可能存在的另一侧面。她的小说让我想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念‘世界是由真相组成的,而不是由物组成的’。”
我们参观了芝加哥的博物馆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在第三天下午,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的汽车,从芝加哥来到爱荷华这座被夜色安抚着的小镇,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五个晚上。
我们住在爱荷华大学的招待所,里面住的几乎全部都是来此交流的作家。这是一座白色矮楼,旁边是一条河。二楼有一间房间提供免费早餐。无非是热咖啡、热茶、面包、多纳圈、麦片和牛奶。水果有苹果、香蕉和橙子。
我们每天都有讨论和写作任务,有些是去旁听文学系的讲程,有些是与别的国家的交流作家们讨论文学主题,晚上集体去剧场看契柯夫的戏剧《樱桃园》。
我们之前在芝加哥讨论过的美国著名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就在爱荷华上过学。她于1945年秋季入读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新闻研究生院,一开始计划当一名职业政治漫画家。在爱荷华市的前几周,奥康纳发现了由保罗·安格尔组织的作家工作提供艺术硕士学位的研究项目,于是她转了专业。她在爱荷华大学的作家研讨会上因犀利的讽刺言辞而风靡校园。比如她说“不知道报上登的广告也能成就一篇短篇小说”。
实际上关于教授文学,一直以来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写作是教不会的,它是天生的、自由的、无人可干涉的;第二个是,写作是可以被激发的。
我实际上同意前者,但我更明白,写作除了才华还是种手艺,任何手艺都不能荒废,尤其是在世俗世界的折磨下,一个人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可以写作?写《大教堂》的雷蒙斯·卡佛生活困窘,在写作时经常担心身下的椅子被房东抽走。还有无数生活困窘的作家,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生活拖累着无法写作。顺便说一下,卡佛也曾在爱荷华作家班学习过。
作家和作家在一起是件可怕的事,然而每个作家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因为写作而绝望想要自杀也是件可怕的事。我想写作工作坊平衡得很好。作家们在这里得到了短暂的休息,交上了朋友,讨论了文学,有了一段时间可以心无旁鹜地写作。剩下的事就是自己的了。
四、《缪斯超市》上市
2011年10月,《缪斯超市》终于上市。《缪斯超市》的风格较为实验化,把年老的、年轻的、有名的和没名的作者都放在同一本杂志上,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文字真实。其中,阎连科的《四远笔》记录了他在泰国、意大利、希腊、英国等地的旅游见闻或随感;保尔的《一个在台湾的社会主义青年》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同时描写了大陆青年们不知道的台湾青年的生活侧面;颜歌的《过目不忘的双簧管手》叙述一个双簧管手的生活境遇;我的《一路向西 就是东方》是一篇随笔,阎连科评价该篇随笔“坦率并有节奏感”。
办这本MOOK的初衷是我想办一本读者群在初中生以上而文字又比知识分子活泼的杂志。我与洪晃一拍即合,最初的构想是她请几位女作家每人办一期杂志。我对《缪斯超市》的读者定位于期待共鸣、渴望自由和交流的人。杂志1/3的内容是诗歌,部分诗歌出自从未发表过作品的年轻诗人,这是件有意义的事。光推有名的作家是种偷懒的行为,一个好主编应该善于发现新的声音和力量,观察到新的文学迹象。在这本MOOK里,作者们用他们的文字阐述什么是他们理解的文学——每个人的概念都不同。
说实话,这本MOOK并不完美。除去稿件编辑的时间紧急,排版的时候我在韩国作家村,并没有看到版样就下了印厂。封面也不是我当初设想的。我本想用一张宝丽莱拍的游泳池当封面,那是我在洛杉矶拍的一张照片,是静物:一个空荡荡的雨后游泳池,游泳池里是水,游泳池底是蓝色,水上面漂浮着几朵艳粉色的花,被雨打湿了,上面隐约还有雨水。这张照片与我写的那篇随笔也有关,是一种前后呼应。然而,出版公司经过讨论,认为用这些照片当封面没有卖点。在设计过几稿之后,我最终选定了黑红色封面,上面印着一匹斑马的图片,这个封面也很有冲击力。我心里窃认为,如果能用那张游泳池的照片,就更能体现出我的审美,也离这本MOOK的立意更近一些。
当我拿到书后,发现内文的字太小,而纸张被成本所累,用的是比较便宜的纸,效果并没有PDF版本看着漂亮。无论如何,千呼万唤始出来,能够出版,便是种胜利。
阎连科给我发短信,强调他的散文《四远笔》不该放在杂志的第一篇,他说他毕竟不再青春了,这样排版对阅读和销量都不好。阎连科的真诚令我想落泪!我回短信解释:因为本杂志只有两篇散文,分别放在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因了文体的考虑。
实际上,《缪斯超市》并非一本青春文学的杂志或者书,它是一本由我选择出来的我喜欢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杂志。里面每篇文字我都喜欢。它们或许都有青春的内核,然而在选择的时候,我完全不考虑作者的年龄或者江湖地位。成名的作家和不知名的作者我都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那就是文字。我选择了韩东和伊沙的诗歌,同样也选择了未曾在纸质书或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so far、空白及刘谧的诗。他们的诗在我看来也同样优秀。在选择稿件的时候,我希望它们都是些被人看到能记住的稿件,希望它们能够激发读者的灵感。让我们互为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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