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要平稳过渡的。

2012年将是“换届”之年。众多国家地区——美国、法国、俄国、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甚至朝鲜和日本——肯定或有可能更换领导班子，比如，通过选举、权力交替、直接指令……各国之间的“换届”方式有所不同，五花八门。

天经地义，任何主权国家都有自己决定统治方式和理念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至今依然有着生命力，可称为值得尊重的外交方针。只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深化的时代，在任何一国内发生的举措或动静都有可能造成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多米诺效应，使得国际形势要么趋同，要么失控。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搬不走。内政外交化也好，外交内政化也好，至少肯定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趋于复杂，而有趣。

2011年又是多事之年。

无论是对世界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今年所发生的事件都令人沉思，被铭刻在心中。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前领袖卡扎菲身亡，自2010年年底带着多米诺效应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告一段落。其最终落脚点，谁也不知道。

阿拉伯中东地区无疑是国际政治的导火索。民族、宗教、资源，该地区同时拥有这三种影响国际政治形势基本走向和根本冲突的核心要素。其形势在任何时候举世瞩目，因此，各国都把阿拉伯之春视为自己的事情，而不不把它当回事儿。

谁是下一个？

从上半年到下半年，国际社会始终关注一个话题：Who will be the next？

意思是：“谁是下一个？”

我记得，西方主流媒体在那段时间带着主观色彩和价值观预测，或至少“期望”下一个发生“革命”的是中国。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史无前例的政体，实现高速增长，日益加强与国际社会之间联系的中国，在世界任何角落发生一点点动荡或变化的时候，总是动不动就成为舆论导向和学术研究的焦点。各国政府和公民每天都“联想”着中国，关注中国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稳定早就离不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两者毫无疑问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越多，两者之间的误解与摩擦也越多。这一点也是事实。

比如，看看2012年迎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日中关系。国内外媒体采访时经常问我：“80年代，两国关系很稳定，很和平，最近怎么开始摩擦呢？天天出现问题，日中是否在退化？”我习惯这样回答：“不，日本与中国，以及两国关系都在进步。与80年代相比摩擦多了，这基本属实。问题在于为什么？有很多理由，内政的、国际的、体制的、民族的、历史的、结构性的、与第三者有关的……不过，若让我举出一个理由，那我指出：因为交流多了。想想一对夫妻，刚结婚时天天浪漫，甜蜜，但结婚多年，越来越明白对方是谁，就开始看不惯对方，总想挑毛病，就是因为交流多了嘛。国家间关系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想告诉中国人：在任何时候和领域，不要害怕国际社会对您的误解和与其发生的摩擦，把这两者想当然即可。曾经的大国重新崛起，又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外国人能不对您警惕吗？可能对您毫无傲慢与偏见吗？请不要做梦，对正在重新成长中的中国人来说，被误解、被偏见、被批评，都属于荣耀。国际社会总对中国的崛起说三道四，是因为您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多了，而不是交流少了。假如两者面对对方时都采取封闭的态度，双方之间不可能发生摩擦。但您希望封闭吗？中国人越走出去，越引进外国人，两者之间的摩擦点就必然增加。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哲理，即中国人活在当下，面向未来需要耐心，而不要因一两次的小动静或小摩擦就感到愤怒，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敌对关系。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是需要靠着时间和交流逐渐推进的，而不是别的。

“Mr. Kato（加藤），你认为下一个会是中国吗？”

穿梭2011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韩国、法国等驻京记者常常问我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提问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争取站在“Yes”的立场去撰写有关报道，因此，自然而然也想逼迫我说“Yes”。

“Probably not.”

应该不会。这是我贯彻整个2011年的立场，至少回答过100次以上。

理由有四点：

首先，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人早就告别了革命，他们不是想要革命，而是想要放弃革命，需要推进的则是改革或改良。官方和民间都不会欢迎发生带着暴力和流血的革命，这一点早就成为全民共识。

其次，中东发生革命的国家，其统治风格都是“一人独裁”，比如卡扎菲。中国怎么可能形容为“一人独裁”呢？当今中国共产党早就告别了“个人崇拜”式的统治风格，而进入了政绩主导型、注重政策效果的集体统治时代。它意味着，一个政策面世的过程中，不可能是由一个人说了算，而通过征集专家学者、主流民意、大众舆论等各种声音的前提下，最终由领导班子来集体协商决定政策过程。近年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地重视民生问题，这一点足以说明，部分阿拉伯中东国家与中国的统治方式和风格截然不同，缺乏可比性，不能混为一谈。

再次，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是依靠带着强制性的宗教，而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刚需要”的现实需求。虽然当今中国的基督教徒日益增加，但中国不像许多阿拉伯中东国家那样宗教所带来的强制性信仰每时每刻都在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活在当下的大部分中国人在现阶段所接受的原理原则。稳定压倒一切早就成为全民共识，无论是老百姓愿意接受还是政府愿意这样推动。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即中国人太忙。大家都忙着过日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那些与统治者发生冲突或摩擦的事情。近年以来，中国人对“过日子”的需求与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事实：“没想到过日子这么难。”虽然社会上各种角色之间的认知状况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白领还是蓝领、普通老百姓还是国家领导人、中产阶级还是政府官员、农民还是富豪……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此刻以及未来几年的大趋势，即“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大家都忙着过日子，就产生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忙？据我对汉字的解读，“忙”就是“心”的“亡”。不管追求的是富裕、安宁、成长、安全、逃税还是腐败，“过日子”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首要选择，是相当现实的需求，早就或至少现在这个阶段上，搁置了追求理想的念头——心死了。

阿拉伯之春不会波及到中国，西方媒体不要盲目、主观把中国理想化，更不要妖魔化。

年轻人都在忙什么？

我周围的年轻人则在忙什么？他们正在忙的，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三找”：找工作，找对象，找房子。我不是说“三找”不好，对此不会给予任何价值判断，我反而很佩服中国年轻人在竞争如此激烈，前景如此不明朗，环境如此污染，市场如此不健康的大环境下能够对“三找”这一生命中的任务保持清晰的认识和刚性的执着。

2011年，我去中国东南西北的高校作演讲，与当地大学生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讲完以后的此刻，直观的感受，虽然中国是充满多样性的社会，但各地高校的建设状况、发展瓶颈、问题来源、师生关系、学生素质等都差不多，北大、清华、人大、哈工大、吉大、南大、武大、重大、复旦……东南西北也好，沿海内地也好，“985”或“211”也好，都差不了多少。这是我通过今年校园巡讲行所了解到的，也是最大的收获。中国高校正在同质化，各校之间的差异性不断缩小，有利有弊，在这里不展开去剖析其内在的逻辑和时代的背景。

只是肯定地说，全国各地学生正在忙的还是“三找”，而不是别的。

如果非要提出一些差异性的话，越是精英，越是虚荣、从众，对国家大事、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等保持冷漠的态度。“冷漠”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象的关键词，不要以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天翻读《环球时报》，就把他们看作“对政治很热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无论如何，中国人有意、主动地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拉开距离，集中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把自己当成政治动物，顶多努力成为有着责任感与权益意识的社会人，无疑促使中国社会进步。中国人正在“重新发现社会”，既然如此，大家需要在体制与政治之间“超脱”。可想而知，社会维度越广大，社会人越多，公民社会就越成熟，普世价值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中国人务必相信社会与公民的力量，它显然是超脱于体制与政治的。

那些看到体制弊端、社会不公正以及机会不均等的北大清华学子毕业后尽量向外走，这里的“外”包括外国、外国企业以及外国人。去欧美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等简直是北大清华学子的首要选择，而且最好要到外国工作，至少要到香港过渡。最理想的状况则是能够成功地移民，即成为外国人。

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现象。那些毕业后到外资金融、咨询行业工作的精英们越来越不读书了，只是看看时尚杂志，追求改善外观，从表面上的改良来虚荣自己。这些社会的“赢家”不关心农民工如何进城，也不思考中国企业如何自主创新，建立自身的品牌，使得中国走出外需型发展的怪圈，更不关注中国会不会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更何况主动行动起来谋求什么。

只忙着自己，心早就死了。

相比之下，不能被称为“精英”的中西部学生给我留下了新鲜、阳光、积极的印象。比如，11月份我第一次访问武汉，在武汉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进行了演讲。两所高校的同学们热情接待我，带着我一起参观校园，给我讲解学校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从他们纯真的表情，我能感觉到，他们认真地珍惜正在度过的每一天与每一刻，对母校感到自豪，不断寻找自己与母校以及社会之间的联系，除了满足自己，还努力回报给社会。

为什么？

他们的社会觉悟凭什么似乎比拥有精英情怀的北大清华学子更高尚呢？我想到的理由是：与能够靠文凭与人脉脱离社会弊端，活在自身世界里，追求物质文明的那些精英不同，被认为“中等、中产、中间”的广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担忧，也缺乏安全感，才去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把社会的发展与自己的成长结合起来思考，不断梳理两者之间的联系，争取建立健康的关系。他们似乎更加拥有“公共意识”（Public Mind），这一点才是成为未来社会主人翁的根本出发点。

微博如何改变中国？

2011年是我最不自由，或者说，自由言行遭受严重束缚的一年。

为了从崭新的角度了解中国，观察中国人，我开设了微博，虽然发得不多，从不回复，但能感觉到网民对我发表的观点和情感比较感兴趣。这一点恐怕与“我是日本人”这一铁的事实有关。无论如何，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不属于外国人，从历史、民族、现实、政治等多种角度看，日本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使得中国人的神经变得相当敏感的交流对象。

我在微博上说的，尤其是谈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或日中关系相关的敏感话题，碰到的基本都是负面的骂声。自从开设微博以后，我每天收到几百封邮件，90%属于痛骂我的观点的。有时还遭受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一点不伤心是骗人的，总受委屈，却无可奈何。

走进高校教室时，出乎意料，课堂往往也变成微博直播。我所讲的内容随时走出教室，与无序、混乱、情绪化的网络环境“勾结”在一起。那些学生们听的似乎不是我讲什么，而是我背后的微博直播屏幕，并不停地笑着。那一刻，我感到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

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更重要而深远。使得课堂变得彻底公开是有好处的，能够与更多人分享资源，让更多人参与课堂上的讨论。但不能忘记的是，网络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虚拟的产物，在那里发表言论或释放情绪的不少人是匿名的，从而不为自己言论负责任。假如我与学生之间面对面的真实讨论被那些网络上的言论所左右，并失去了交流思想、碰撞思想的功能和平台，我想，课堂效果反而不民主，至少离民主越来越远，本末倒置。

大学生们似乎忙着玩微博。这一点也是我走进全国各地不同高校后所接触到的校园的共通现象。他们早就离不开微博了，在网上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吵架，互相骂人，把玩微博当作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上的表现舞台。

北大的师弟师妹们曾与我分享他们度过微博生活的感受与担忧：“我们也觉得玩微博对提升自己没什么好处，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周围几乎所有同学都在用，它是与同学们建立关系，保持沟通的唯一可行的平台。其实，上微博确实也可以看到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信息和观点，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我们活在什么养的时代和环境。但网络上的信息是相当混乱的，如果我们自身不好好具备接收并加工信息的素质，就肯定被淹没。”

他们的担忧在我看来是合理的。微博作为中性工具或传播手段丰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利大于弊，大家都从中获利。但必须避免的局面是“被微博”，假如大家只能通过微博来获得信息，发表观点，积累知识，与人交流，释放情绪，那等于是丧失了自己的底线。这一点，我已经在如前所说的课堂上感觉到了，一旦闭门而民主的课堂气氛被微博左右、影响，等于丧失底线。

微博在中国社会发展当中的角色地位显然是被抬高的、放大的。在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依然缺乏传播力、独立性以及公信力的过渡性阶段下，微博在形成舆论的过程中明显带有过多、过大、过广的影响和冲击力。我始终认为，舆论的崛起与独立的法治必须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但从现状看，两者之间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严重互相脱节，无法同舟共济，前者成长得过快，后者则过慢。这一现象必将为中国未来的体制改革蒙上阴影。

不过，微博的发明与普及对中国长远的发展来说无疑利大于弊，一定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微博如何改变中国。肯定地说，微博正在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游戏规则。

2011年的两件事

在2011年深入人心的众多公共事件里，一定要选择一件事的话，我会选择7月23日在温州发生的动车追尾事件。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背景、细节、问题根源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做了充分的批判性报道，包括国内机关报和电视台，基本上没有表扬政府行为，而是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在建设铁道和处理操纵过程中所出现的漏洞和疏忽。

回顾一下，在庞大的民间舆论碰击面前，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张德江分别来到了事故现场，亲自指挥各部门该怎么处理此次事件。温总理还在病中亲自主持了记者招待会，上海铁路局局长和铁道部发言人则去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一个地方所发生的突发性追尾事件的重视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毕竟是涉及铁路这一百姓安全的核心问题，对政府来说，又是关系到国内外社会上党的形象，事故追究的力度恐怕必然变成前所未有。

“7·23”是我2003年来华以后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事件。该事件的严重性不用再谈，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确勾勒出了政府与民间之间新的权力关系。

外国政府、媒体、百姓经常盲目地认为，“中国的一切事物都是党说了算，共产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老百姓只能沉默着，没有任何权利参与决策过程”。“7·23”发生后，我回到日本，参加日本主流电视台的节目明确否定了这一充满偏见的认知。

我是这样说的：

“在‘7·23’事件面前，政府扮演的反而是弱势群体的角色，决策者也好，执行官员也好，在日益强大的舆论，尤其在‘中国版Twitter’——微博面前变成了罕见的被动。管辖宣传的官员想掩盖现场真相也掩盖不了，遇到事故时乘客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手机拍照，并把它发到微博上，获得了无数转发，其速度是相当迅速的，规模是相当广泛的。有关部门不可能完全控制住这些。我们外国人不要以为共产党是万能的，获得网络话语权的民间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每时每刻迫使决策者感到压力。但这种压力是健康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有决策的压力，才会产生改革的动力。有了改革的动力，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中国社会正在朝着比以前更加健康的方向去变化着。”

2011年发生的无数公共事件让我明确地认识并见证到：政府再也不是万能的，民间再也不是无力的。官员再也不是强迫者，百姓再也不是沉默者。我预测，中国未来5年到10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游戏规则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实力地位差距逐渐缩小，我深信，两者之间的折腾与博弈必将推动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崛起。

2011年，还有一件引起国内外舆论密集关注的公共事件使我沉思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何从何去。10月13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十多名路人经过未施援手，一名捡破烂的阿婆将孩子扶起。小悦悦最终没能抢救过来，离开了这个世界。

纵观当时的媒体报道，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基调是一致的：虽然中国社会日益变得富裕，老百姓物质文明逐渐丰富，但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诚信机制都缺失的社会现状令人担忧，前景不容乐观。

我基本同意这一评述的角度和立场，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却没有相应提升精神层面的素质。我平时在中国，到处都能感觉到：有钱人不一定有道德，有权人不见得讲诚信。随着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和老百姓逐渐富裕，中国社会务必通过提高全民素质修养与道德水准，实现“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环境。

似乎明白了“小悦悦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却无法把心放下来，感觉梳理得很不到位。至今沉思了两个多月，此次事件的真相究竟何在。

我还在胡思乱想：类似小悦悦的事件难道只在中国有可能发生吗？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所谓发达国家里真的不会发生吗？此类事件真的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脱节而陷入的信任危机所造成的吗？倘若在同样局面下，发达国家的行人一定立刻去拯救小孩子吗？假如不一定只在中国发生，那么，类似事件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的媒体会不会像围绕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一样大量、仔细地引发公众讨论吗？

我只回应三点：

首先，此类事件至少不一定只在中国发生。而且，在佛山发生，不等于中国所有地方都会一样发生这种令人想到信任危机的事件。不该以偏概全，以点概面。

其次，小悦悦事件引起如此广泛、密集的媒体报道本身，意味着中国人骨子里有着担忧社会纽带、信任关系、诚信机制等缺失的心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转型环境下，中国人普遍感觉到尽快建立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或信仰机制之需要。对此，外国媒体也表示同样性质的关注。

最后，倘若要我提出小悦悦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或核心背景，我还是会说，“中国人太忙了”。在一个社会里，政府、警察、行人、医生、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孩子、网民、民工、白领、蓝领……大家实在太忙，忙着过日子，而且这种日子是物质压倒精神的，造成每一个老百姓容易忘记或忽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性的底线在哪里，人格的需求在哪里。在忙人们过日子的环境下是看不到这些根本而本质的价值的。只有重大的事件——比如这次小悦悦事件——发生，才有机会去关注，并思考出现问题的原因。但一旦媒体不去追踪报道了，微博被其他话题掩盖了，又失去关心，回到忙碌的日子。

我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

2011年，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一年更频繁地走到中国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人。穿梭一年的旅程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各种角落和面孔，也终于找到了我最关心的中国问题：中国人在忙什么？

虽然这问题很简单，看似也没什么深度和追求，在我看来，却是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核心领域，因为，饱受争议的中国制度最终还是由中国人自身推动的。

政府忙着扩马路、修地铁、卖土地、乱收费、盖高楼、怕失控、管思想、搞拆迁、办书展……

老师忙着出国开会、写媒体文章、上电视评论、乱要研究经费、到企业讲课赚钱、为升官而行贿，而不认真教课，不好好与学生交流，不诚恳倾听学生心声……

学生忙着玩微博、QQ、人人网，准备GRE，参加社团和实习以丰富简历，被点名、被作业、被考试、被学生……

媒体人忙着处理不能碰什么、做什么、写什么，而没有太多时间去提高媒体自身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官员们忙着考在职博士学位、拍上级马屁、与企业勾结以公谋私、争取把妻子、孩子和财产送到海外去……

家长忙着把自身的理念灌输给孩子，什么都教，什么都要，什么都逼，彻底跟风、从众，而从不倾听孩子真正想要什么，以为自己比孩子聪明，先进……

归根结底，当今中国的问题无非就是“脱离本质”。政府不像政府、媒体不像媒体、医院不像医院、老师不像老师、大学不像大学、学生不像学生、家长不像家长、企业不像企业、货币不像货币、思想不像思想、制度不像制度、保险不像保险、户口不像户口、土地不像土地、劳动不像劳动、公园不像公园、社会不像社会……

离开2011年，走进2012年。

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所有人都应该能感觉到，从此开始，中国社会将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真正的折腾与纠结刚刚开始，真正的困难与瓶颈即将开始。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地、认真地、诚恳地思考一个老命题：我该忙什么，不该忙什么？

我的心，不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