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这是上海的叫法，北京则叫洋车，或者东洋车。的确，它是从日本来的舶来品。最初，是铁皮包的轮子，对石板路面破坏太大，后来改成贴胶皮，细细的钢丝车轮，装上轴承，拉起来，相当轻便。所以，北京人也叫它胶皮，拉洋车也叫拉胶皮。在西方国家，人力较为稀缺，所以，作为城市交通工具，无论如何黄包车都成不了气候，不是马车时代，就是汽车时代。但是，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尽管四轮马车引进了，汽车也来了，黄包车依然故我，一直到1949年，北京上海天津，黄包车照样满世界走。

拉车的人，如果车是自己的，而且有点闲钱，把车收拾得不错，在平地上拉起来跑得飞快，路又熟，活多一点，生活肯定过得去。北京过去有一种叫大酒缸的小饭店，就是车夫们经常的去处。《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就是一直想过这样的日子。其实，如果一个壮汉子没有祥子那样的晦气，在北京过上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难。但是，如果车是车行的，每月得交租钱，那日子就难过多了。如果年轻时没攒下钱买辆自己的车，等到人老了，跑不动了，那就惨了。

拉车的人中，日子最舒服的，当属拉包月的。当年的北京，好多教授都有自己的包车，有的还不止一辆。根据车主的身价，车也各不相同。以车灯为例，有的人的车只有一盏灯，人称犬字车；有两盏的，是哭字车；最阔的，安了四盏，人称器字车。拉包月的跟主人的关系，有点类似家仆，关系相当固定，对主人也相当忠心，轻易不会易主。当年辜鸿铭的车夫也是辫子党，只是辫子要比主人的粗大得多，拉着主人跑起来，前面一根大辫子晃来晃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晃来晃去。钱玄同的车夫，则是一个前义和团的大师兄，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周作人的车夫不大老实，替主人买面粉，人家一元一袋，他要两元，昧下一元。不过，周作人知道了，也没有辞退他。

当然，最牛的还是车行的老板。《骆驼祥子》里的刘四，只是一个小车行的老板，大的老板，手眼通天。像上海的顾竹轩，顾老大，上海十万车夫都听他的。上海拉车的多半是苏北人，所以，都属于苏北帮，顾竹轩就是大帮主。青帮大亨，无论黄金荣、杜月笙还是张啸林，都得给他面子。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黄包车，就都不动了，交通近乎瘫痪。

黄包车夫也是城市知识分子同情心最大的释放对象。“五四”前后，提倡劳工神圣，民粹流行，好多知识分子都选择把情感投放到车夫身上。鲁迅不过是虚构过《一件小事》中的高大车夫形象，而其他人更过分，有的人干脆不坐车了，不忍心让车夫劳累。有的则要求自己拉车，让车夫坐，车钱照付，吓得车夫直求饶，以为碰上了精神病。

黄包车和车夫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历史，在一个转型的关口，选择了黄包车和车夫作为城市的交通工具，昭示了中国城市化自身的特色。当年，正是这个需要人力的行业，给了成千上万进城的农民一个最合适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