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在建设，工地的噪音在所难免。中国的人口众多，到处都有熊孩子的尖叫，他们是中国的未来，请不要抱怨；中国的建筑质量不太好，楼板薄，请尽情欣赏邻居的叫床声……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声音环绕的世界：我们安之若素，为自己粗大的听觉神经感到欣慰，否则你怎么能在大声之国生存下来？

在一个听觉神经普遍比较粗放的国家，抱怨吵闹会被指责过于“娇气”。

即便是在它很安静的时候，城市依然有一种低沉的轰鸣，类似于远处机动车压过柏油马路的沉闷响动，或者塔吊转动、打桩的回声。在《零分贝：寻找绝对安静》（Zero Decibels: The Quest for Absolute Silence）一书中，乔治?福埃（George Michelsen Foy）将之称为“怪物呼吸”，像一个巨大的怪物不停呼吸的声音一样，这是每一个城市的背景音。这位绝对安静寻找者到了巴黎的地下墓穴、乡间修道院，甚至被天体物理学家称为“宇宙最安静的地方”的萨德伯里中微子天文台实验室——它在地下2000米的地方，在一个人们印象中相对安静的国家加拿大。但是，福埃依然认为“宇宙最安静的地方”仍然不安静，因为他居然听到自己的身体在发出声音：心脏在跳动、心室在开合，还有肌肉运动的声音。或者，唯一安静的地方大概只有死亡了。对于这一点，福埃本人也认同。当然，有一种安静叫做：内在的安静。但在这种情况下，声音问题就从环境问题变成了哲学问题。

不过，如果乔治?福埃来到中国，他应该会疯掉吧。喧嚣的饭店里，人们一边吃饭一边吐沫横飞地大声吼着说话；商场里的电视机大声播放着火灾安全须知，常常让你以为真的发生火警了；在公交地铁上，每一个人都乐于分享自己的电话内容，最近他们单位发了多少福利，甲领导的老婆被乙领导搞了……还有无处不在的熊孩子的尖叫，中国父母总是怜爱地纵容孩子们的这种天性。

在美国纽约，这个城市的《噪音防治法》规定，在距离居民楼一米处进行测量，所有噪音超过45分贝的声源都是被禁止使用的。根据本刊记者的测量，在广州的一个居民小区（非市中心），夜间十点，在没有外源声音干扰，基本属于安静的情况下，大概是43分贝。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噪音的安静环境中。而且我们生活得还不差，没有失眠也没有发疯，但是，如果有人因为偶尔的噪音而情绪失控，人们反而会不解而麻木地抱怨：太娇气了。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听觉神经普遍比较粗大的国家，能够承受难听、刺耳、分贝高的声音。甚至，我们被迫进化出了一种对于“神曲”的接受能力。比如，凤凰传奇的歌简直是噪音，你拒绝它，讨厌它，但是它无处不在，它不在的时候，还会阴魂不散地环绕在你的脑中，让你不由自主地会哼唱起来。

在中国随处都能遭遇野蛮粗暴的“城市管理之声”。

中国城市常规上的“非噪音”也是令人不愉快的，马路上警车开道的声音传来，你就知道：特权阶层来了。你得在交通高峰的车流中静静等待：是的，让领导先走。你会在心里嘲笑那五个“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大字，看几年《新闻联播》都补不回来。

在中国城市，高音喇叭是无处不在的，任何场合都能遭遇到野蛮粗暴的“城市管理之声”。在广州的BRT拥挤的站台上，疲惫的乘客在早晚的交通高峰中挣扎，站台的广播中播放的不是音乐，而是反复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不间断播放的那五句话“争做文明市民，创建文明城市，请不要在站台吸烟，请不要乱丢果皮纸屑，谢谢合作”，真正将贬义的“宣传”使用到了极致。交管部门试图通过这种平庸、官腔、乏味、令人烦躁的声音来洗脑，仿佛坐BRT的乘客都是集中营的战俘。市民从这样公共“噪音”中只能看到一个高高在上、僵化而愚蠢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没有人道精神，更不要说基本的美学教养了。

其实中国城市应该是有音乐修养的，全国光是琴童都有3000多万，看起来应该有很多热爱音乐的人。但是，在公共场合播放的除了《归家》，除了《致爱丽丝》，除了《骑马舞》那样的口水流行歌，仿佛就再也想不到更好的音乐。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热衷于视觉上的各种刺激，砸钱请大师建地标建筑，将马路都修成四车道、八车道，在夜间浪费大量电力搞“亮化工程”……但是却不知道其实最直接打动人的是城市的声音。

日本京都站的音乐喷泉相对于中国动辄“世界第一”、“亚洲第一”的规模来说，或许不过只是几个水柱而已。每天晚上音乐喷泉表演的位置就在市内公交车的候车区，在你等车时，不时有约翰?列侬的Imagine响起，抬头便是京都塔，这本来只是一个枯燥的等车间隙，但却因为精心挑选的音乐而让人感到愉悦。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感到温暖的城市，它会在意、体恤那些陌生的游客。而且有一定水准的美学素养，在这样一个城市，你会觉得安全，它不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追逐各种“第一”，用大量的钱去堆砌形象工程，市民相对也会有判断力，不会总是喜欢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市政设施，不会总是与人盲目攀比城市发展的硬性指标。

一个声音艺术家眼中的城市与声音

（殷漪，上海人，前卫作曲家、声音艺术家。）

声音艺术家殷漪一直关注城市与声音的关系。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人们一般只会注意那些打扰到我们的声音，而声音艺术家关注所有微弱的声音，因为它们都具有社会样本的作用，通过这些声音，可以看到个体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发展中被忽略那些弱小者的声音。

大妈用广场舞曲来宣告自己的存在感

在上海地下通道内，一个女人机械地重复着两个字：“发票，发票，发票，发票……”她是一个卖发票的，殷漪说长得不难看，发出的声音很低，因为要在地下通道念上一整天，今天念完了，明天还要继续。行人很少留意到她，甚至她自己对于机械性的重复也全无意识。但是，在殷漪看来，这些微弱的声音背后充满了绝望感。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自身处境的无能为力，而社会只有在他们做出一些极端事件时才会意识到他们的绝望。“那单调重复的‘发票’背后是生存、权利、文化教育上的不平等，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切都表明这些问题存在，并且很严重。”

“对公共场合的声音控制是一种资本逻辑或者政治逻辑。”殷漪说。咖啡馆、会所等消费场所可以播放音乐，其他场所都有法规管控。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好像也只有大妈可以在广场发出她们的声音。虽然有受到广场舞曲骚扰的市民对她们表示强烈不满。

在殷漪看来，广场舞使用的音乐几乎是暴力的，节奏强烈，曲调简单，向公众宣布了大妈的存在感。而这一群人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最被忽视的。她们遭遇了上山下乡、“文革”、下岗，被要求为国家奉献、为家庭奉献。就在退休之后，才拥有了某种程度自我。随着儿女成人，她们在家庭中的被需要感也降低了。那些空出来的时间，连同一个暂时还灵活健康的身体该何处安放？她们来不及培养一种爱好，也来不及完善自己的审美体系，喧闹音乐伴奏的广场舞，让她们找了青年时代的感觉。她们可以播放红歌，那是青春记忆的一部分；融入广场舞团体让她们又找到熟悉的氛围——一种集体的欢愉。在节奏强劲的土摇中，这些沉默寡言、羞涩乏味的中老年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力。在广场这个公共空间之下，用音乐展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感。

噪音背后弱势者的诉求不应被忽略。

在中国城市中，有些声音不算微弱，但是声音背后的力量却很弱。上海的燃气助动车是城市噪音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目前大约有30万辆的燃气助动车行驶在大街小巷，排气噪音十分巨大，平均都在60分贝以上，有些甚至超过100分贝。到2013年年底，根据2002年公布的《上海交通白皮书》，燃气助动车将正式被取消牌照，上海大街小巷的一大噪音源将会消失。

但是，对于上海数十万的车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多数买不起轿车，甚至每日的公共交通费用也是一个负担。他们开始感慨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牺牲，以及这个城市对自己的无情。上世纪90年代，因为旧区改造，大量居住在市中心的居民搬到城市的外围，当时上海市中心之外的公共交通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给市民发放了大约50万个燃油助动车的牌照，之后又因为治理污染，逐步更换为燃气助动车。很多年前，这些居民支持动迁，从市中心搬到城市的外围，如今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市中心的房价已经高到令他们无力承受，现在连他们的交通工具也要被取缔。一条法规或者行政命令可以令某些声音消失，但声音背后的那些诉求不应被刻意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