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和南开抗战时期都到了昆明，房舍紧张，干脆三校合一，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今天去看联大的旧址，大抵是些废弃的庙宇和草房子，比任何一所最烂的学校都要差上一百倍。但是，要论教学质量，今天还真没有哪所大学能超过它，从里边走出去的几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说，到了美国，就学业而言，已经没有课值得上了。

但是，即使联大也有政治课。理论上国立大学的经费是政府拨的，校长也该政府派，但大学里有教授委员会或评议会，如果师生对官派的校长不满意，基本上派了也白派，反正没法履任。北洋政府当家人是军人，很粗疏，管不了就不管。但国民党当家之后，情况有点不一样了。蒋介石也是军人，但自我感觉是读书人，对于大学的放任自流，很不满意。尤其是“五四”之后，大学里自由主义盛行，他特别愤慨。老蒋骨子里是个崇尚曾国藩的理学家，记日记都学曾文正公，没事就检讨自己，痛骂他人，所以对自由主义痛心疾首。他三令五申，要求教育部整饬大学。整饬的内容之一，就是设置政治课。

1928年，理论上国民党已经一统天下，但实际上还差得远。军事和行政上的统一都没做到，文化教育就更不好说了。但是抗战给了国民党一个机会。各路诸侯为了民族大业，纷纷放弃半独立，上前线杀敌；那么政府以抗战为由强化大学的思想控制，大学方面也不大好硬扛。像联大这样，其中的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需要政府拨款，清华原来有庚子赔款的退款撑着，抗战时期也暂付阙如，在人矮檐下，哪能一点不低头。于是，专管学生思想的训导处也设了，政治课也开了。

政治课的名称叫三民主义。原本叫党义课，抗战前就有，但各大学给它上了个乱七八糟，形同虚设。组成联大的三个大学，原来根本就没开。当初没开，现在必须得开。教育部规定，三民主义课得修一年，四个学分，不及格不能毕业。联大负责这门课的是有国民党籍的陈雪屏，他为了不让学生产生反感，把这课变成了专家系列讲座，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人听。陈雪屏也只好睁眼闭眼，不再较真。到了需要结业之时，让学生交份读书报告，就算了账。所谓读书报告，就是从《三民主义》小册子里抄几句话。这门课如此扯淡，以至于很多联大校友如汪曾祺、何兆武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根本忘记了还有过这么一回事。

从1942年开始，应蒋介石的特别要求，各个大学又增开了一门伦理道德课，两个学分，以期增益学生的道德水平。冯友兰亲自教联大这门课，即便如此，学生新鲜几次过后，依旧翘课如潮。不久，冯友兰发现，即使修养良好如他，作为新理学的大师，也没法面对空空的椅子再讲下去。于是，这门课也就无疾而终了。

除了政治课，当年的大学还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仪式，叫“总理纪念周”，每周搞一次，由领导带领，背诵总理（孙中山）遗嘱。这样的纪念周，当年的党政机关都在搞，但渗透到大学，还是托了抗战的福。联大的学生当然对这种政治仪式不感冒，没办法，校方就把仪式安排到中午十一点半，这个时候，正好是学生午餐时间。于是，每逢过纪念周，就是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

这样糊弄，教育部当然不满意。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校领导知道情况不妙，事先封闭校门，把学生圈起来听部长大人训话，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了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国民党政府实在是无能，想要政治灌输，却连个形式都弄不明白。明知道联大校方应付他们，却也不能撤了联大的校长，更不敢处置学生和教授。无怪后人讥之曰：独裁无胆，专制无能。信夫！（此文参照了易社强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