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可见知耻、明耻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丢人丢到家了,应该怎么办?根据韩国人的实践经验,他要么找个地方躲起来,要么干脆自绝于人民。如果不这样做,他在社会上的处境会很坏。
“谁叫你不幸生在韩国”——这是韩国人视耻辱者如过街老鼠的态度。
面子是一种社会认证,拿不到这认证的人,有可能被所在族群像垃圾一样倒掉。所以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具有两重生命,一重是躯体上的,一重是社会生命,后者往往重于前者。而面子、尊严就属于后者。当一个人没有了尊严,等于社会生命被剥夺。
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不知羞愧。
韩国社会风气,对于可耻的人缺少宽容度。他们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任前总统全斗焕,1988年下台后,因为贪腐问题以及任上的铁血做派而遭到敢死队围攻清算,无处藏身,只好先发表《对国民谢罪书》,之后急急逃进江原道的深山寺院出家避难,岂料遁迹空门,却引起佛教界的抗议,认为把“最大的强盗”和“独裁者”奉为宾客是佛教界的耻辱,僧侣和大学生继而展开示威、绝食。
韩国将儒家文化奉为国教,道德律根深蒂固。因为这一规范,他们在意个体与群体的联系,并需要维护这种联系,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对于“耻”的界定,大家先得明白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不重视是不行的,除非你想当个不受欢迎的人。
“韩国幼儿园教小朋友,‘不能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他在乎别人的眼光,一个社会,应该有这种精神。”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会长黄有福说。
懂得耻辱,也就知敬畏。因为黑金行为把人搞得声名狼藉,所以卢武铉跳崖自杀了;因为食品卫生问题丧德败行,所以韩国食品厂的老板跳江自杀了;因为性骚扰有损人格尊严,所以女明星也很容易就自杀了。这一切,不过是由于在乎别人的眼光。如果不在乎,他们可以苟活下去。恬不知耻,就是讲这个,任他天下人万般唾骂,我自装聋卖瞎,脸皮厚厚,你奈我何?再不济,我可以跑到国外去,逃之夭夭嘛。可是你再逃,你能逃出自己的文化根系?能逃出自己的内心和别人的口诛?连行伍出身对天下公议抱不屑的全斗焕在逃无可逃时,对于出国避一避的建议也一口拒绝,可见再强悍横行的人,也是有顾忌的。
一个人,可以做错事,但不可以不知羞愧。这个观念为社会共守。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干了丢人格的事情,首先就过不了社会评价这一关。社会评价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其效果甚至要高于法律制裁,立时便可杀人。因此我们看到,那些贪官污吏或者稍有疏失的公职人员,只要下台了,就没有可能再行曲线复出。一个人的威信坏了,信用垮了,他怎么能再参与公共生活呢?有人说韩国人脸皮薄,多大点事儿,至于那样么?殊不知,耻之为一种习惯和能力,从来严肃。
每个人于日常生活中有让自己免于羞耻的用心,才可确保不被剔除。
强烈的自尊心贯穿社会生活,韩国人的要面子未免离谱。一种说法是,当韩国人非常生气时,即使你的想法是对的,正面反驳也不明智,因为不知不觉就伤害了他的感情。有纠纷时,你不妨先说对不起。
在北京,我曾接触过一个稍微有点身份的韩国人,这是一个商业机构的负责人,讲一口流利汉语,私下交流随和亲切,可当我们正式进入访谈环节,他开始一本正经了,操起韩语,让手下一个女孩充当翻译,整个氛围变得官方而生硬。一次民间见面,其情形简直上升到两国关系高度,刻板而夸张。
外在仪式塑造出保险的体面和尊严。包装起来的虚荣,也算一条生存法则。过分讲求自尊的文化,容易令不体面的人在社会上受到轻慢,等于宣告生而为人又丢失了他应有的存在价值,这不算一种奇耻大辱么?只有使自己看上去有面子和身份,才易于被社会认可接纳,得到尊重。这时候,韩国人某种程度上便成了生活在套子中的人。
黄有福说:“韩国人手里有一百块钱,中国人手里有一百块,中国人更强调实惠,要吃好的。而韩国人强调,我得有一套体面的衣服穿出去,我破破烂烂出去肯定人家瞧不起我。他们也自嘲,说饭都吃不上,还穿体面的衣服出来。”
你有没有看见韩剧里那些俊男靓女?他们一个个言谈举止端庄有教养,即便是小瘪三粗野起来也不无几分文质彬彬,那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美化。不能说他们的环境里没有人渣,可是衣冠禽兽总要暴露,装一时不难,装不了一辈子,因为受约定俗成的长久检视。每个人于日常生活中有让自己免于羞耻的用心,才可确保不被剔除。
没有面子的人,是低贱的,这牵涉阶层身份。韩国人用“常民的崽子”国骂同胞,这是难听不过的羞辱。“常民”在社会上最低等,没有值得尊敬之处。为了面子,人们就要努力往上爬,这就形成了为尊严而竞争的局面。研究者说,挣面子成了推进韩国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要维护他的既有地位,或寻求继续升高,就必须循规蹈矩,行事小心,否则即使上位了,也难保一着不慎身败名裂。曾经的韩国国宝级科学家黄禹锡就是这样,当其科研造假行径一经揭穿,立刻被剥夺全部荣誉,一落千丈,成了“国耻”。
你可以不标榜自己爱国,但不可以没有群族耻辱意识。
爱面子、讲自尊的人,自卑、敏感、易反弹。4月间,比尔·盖茨与韩国总统朴瑾惠握手时一手插兜的照片在韩国引起举国共愤,韩国人认为自己的总统被怠慢和轻视。他们就是这么容易挫伤。这是弱小民族的典型社会心理,历史上被异邦欺凌惯了,小国寡民的危机意识很重,怕受欺负,怕被人看轻,很自然遇事就纤芥必较、争强好胜。
这种性格传导出他们特有的民族主义,你会发现“耻”字是其全部基调。他们抗议日本、美国,行为都与明耻、知耻联系着,因为这两个国家一直未间断施加给他们羞辱。
韩人对日反应尤甚,不是切腹,就是断指。自残身体的血腥行为,是韩人惯用的弱者的抗议手法,和当年安重根在中国刺杀伊藤博文一样,这种特有的激烈仪式具有象征性的去羞耻化意味,带了自卑和绝望的情绪,好像是在说,虽然我拿你没办法,但我记着你的欺辱呢。
国族之耻至今未洗清,也洗不清。韩国人这一点族群意识是很强的。到今天,他们仍在清查“韩奸”,当“二鬼子”的历史就如一抹难去阴影,让全体人脸上无光。有高官就因父辈当过日本宪兵而黯然辞职。清查中,共有452人进入“韩奸”名单,包括现任总统朴瑾惠的父亲朴正熙。这举动未必能追回业已丢失的尊严,但也算一种屈辱心的警醒。
韩国曾有女影星李承延,因为在日本拍摄慰安妇写真,舆论声讨,有人要求她自杀谢罪。忏悔痛哭息影,怎么也不能在国民心目中重生。这是一个严厉的示范:你可以不标榜自己爱国,但不可以没有群族耻辱的意识。这种规制是很厉害的,没有哪个韩国人敢不当一回事。
韩国人奉行“身土不二”,大约就是这样来的。难怪日本人会说:“我们参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都不会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买我们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黄有福去韩国访问,看到满大街汽车都是韩国自产的,问韩人怎么回事,对方答称自己产的便宜。黄说那富人何不用进口的车子?对方避而不答,黄猜:“估计是怕用进口的挨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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