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近现代史者，多注意政治与社会经济，而对于军事史则往往抱一种旁门左道的心态。殊不知，不厘清近现代军事史的源流，则很难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那些波澜壮阔的大事件的根底。简单说，中国的近现代化，无论最终成果体现为政治的革命，抑或社会经济的转型，其源头和发展都与军事史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20世纪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大权威费正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模式有经典概括，他称为“刺激—反应”模式，即构造中国近现代史主要发展动力的是中国内部在面临外部世界作为时的反应。这一概括过于注重外部因素的作用，因而晚近以来在学术上不无争议，但其基本的解释力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近代以来，对中国发展首要的刺激，莫过于对外战争的悲惨失败史，以及军事上在对内和对外战争中天壤之别的作战效能。能打败内部叛乱力量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往往一败涂地，而对外军事失败的结果除了割地赔款，丧失国家财政能力和威信，更重要的是，这些惨败对内日复一日地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事业实际上是自重建国家军事能力开始的，新式军人则是最先尝试近现代化螃蟹的人群。

19世纪末叶，在中国重建陆军的年代，中国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还处于旧形态之中，因此，重新建军直接的原因就是王朝的军事需求。据史载，最早的装备和使用西洋新式武器的大规模部队是太平天国末期的淮军，而最早兴办的新式军事教育机构则是1885年李鸿章于天津设立的武备学堂。该学堂的设立本是中法战争的结果之一，目的是培养下级军士和军官，甲午前后举办共15年，有七期毕业生。其毕业生当时因处于低位，在甲午等战事中发挥作用甚小，却成为后来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主要干部，也构成后来北洋系军阀的骨干。

进入20世纪，经庚子的大失败之后，清廷意识到老式军事机器已完全不能满足自存的需求，因此决心编练全国新式陆军，而军事教育机构按全国规模普遍设立。初期计划是全国按各省财力，在国家最高军政和军令系统下，统一编练20镇（师）的新军。至此，中国的新式陆军才算诞生。

新军事制度的设立和新式军队的出现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新军事作为国家投入最大资源的新式人才培育系统，吸引了过去一意科举的知识精英人群，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社会久已湮灭的尚武风气得以兴起，军人成了社会地位崇高的阶层，这与西方历史上民族国家崛起时代的风气也是一致的。其次，新式军事学堂教授的是天文、地理、物理学、测绘、数学和化学等课程，这就使得军事精英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近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孕育的人生观与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的观念，与传统教育所养成者截然不同，这使得少年时代的陆军成了古老社会中最新式的人群。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并有借空前强大的实力实行之的冲动。

新的革命性知识观念与新的强大手段使得新式陆军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历史的推手。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南北议和，乃至北洋和北伐，都可以看到这些新式军人的身影。从武昌到云南的南方各省起义的主力固然是新军，领衔通电的段祺瑞和其麾下诸将何尝不是新军？新军由于历史的局限，其败坏和后来的演化乃有军阀时代，而黄埔和南昌的建军亦可以据此看作中国陆军再建造的过程，这两支新建造的军队主导了后来历史的进程。清廷的颓败虽是制度和治理的失败，但直接的原因却与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更迭一样，是内外军事失败及其社会后果；而国共两党的斗争，撇开意识形态与政策理念的分歧，战场上的输赢也裁决了斗争的结局。

除此以外，中国近现代陆军还在另外一重关联上更深入地嵌入历史进程之中。由于军队是构造历史的主要推手，因此，推动社会和政治演进的主要政治人物大多身兼军人的身份，这种军事统帅与领导的经历在他们的个性和思维上烙下了永久的印记，这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