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杭州萧山机场改名杭州白居易机场”提案在网络上引发口水和嘲讽，浙大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他自嘲说：“这倒是让我的微博粉丝增加了很多。”很多人因此才知道，原来他是浙江省政协委员。而此前，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作家的跨界身份。

机场改名方案被认为雷人，蔡天新表示不理解：这对城市很有好处啊！难道这就不是一个数学教授该提的提案？他认为是这很好的宣传方式，因为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除了博物馆，地名、机构名已经几乎不用人名命名了。“我跟国外朋友介绍杭州，总是这么说：杭州是一座离上海100公里的城市。杭州的知名度甚至不如义乌。用诗人白居易的名字命名机场，肯定比萧山有知名度。”

21岁之前：典型理科男

蔡天新是自觉自愿成为理科男的。1977年，恢复高考，他14岁，报考了山东大学数学系。

“有三个原因：一是我父亲，他当年上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来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告诉我，学理科好，政治上安全；二，当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刚刚出来，影响很大。我看了之后决定学数学，而且，像陈景润那样，就专攻数论；三，当时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理科有前途，出国机会也多。”

他1977年考取山大，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耽搁到1978年才上学。在山大数学系，他一待就是9年，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他本科时，过的就是典型理科男的生活，每天埋头读书，啃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每解开一道题如同吃了一颗蜜糖”。《哥德巴赫猜想》里写到，陈景润因为专注于想问题撞到树上。“我想这事是真的。不是我，是我一个师兄，他就曾经这样撞过树。”恋爱当然也没谈过，“当时班上我年纪最小嘛，才15岁。理科的女生也少”。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地图。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不到9岁的他备感好奇：总统先生的座机是怎样飞越太平洋的？对照一本简易世界地图，他画下了尼克松的飞行路线，比例是一亿分之一。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画旅行图，从此，每次游历回来，他都会按照比例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标上抵达的时间、地点和同行伙伴。

在山大求学期间，他当然不会放过走遍地图上的城市的机会。“山大在济南，我在京沪线上的每座城市都做过逗留。”还去了一趟西北。“记得那时从杭州到济南的硬座半票11元6角，从济南到银川也差不多这个价，但必须要买到半票才行。好在我对铁路学生票的规则研究得比较透，辅导员也肯帮忙，我写了两份假证明，抬头分别是济南铁路局和银川铁路局。第一张说我是宁夏人，因临时丢失学生证来不及补发，第二张说我是在宁夏实习，适逢寒假，直接从实习地回老家。结果呢，我都顺利买到半票。这样一来，只多花了十来元钱，就转悠了大半个中国。我不知道，全中国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干过。”

21岁之后：理科文艺男

学理科，出国机会确实比文科多。“我要是在北京、上海上学，早就出国了，我的口语也没问题。”不过，蔡天新也庆幸，幸好没出去，“当时出去了就成不了诗人、作家了”。

他开始写诗是在1984年，当时读研二。写诗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1984年元旦前夕，他到一位老乡家玩，看完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晚会已近子夜时分。“我独自步行返回宿舍楼，走过校门口时，发现路灯下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忽然向我奔来，几乎是扑进我的怀中。可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她已经失望地退缩回去。原来，她错把我当成约会的男友了。那时候我还没恋爱过，当天夜里我失眠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口中仍念念有词。我将其记录下来，一位姓阎的室友是个文学青年，他看过以后脱口说道：这是一首诗啊！诗的题目就叫《路灯下的少女》。”

读研的时候，他对古典音乐和绘画都产生过兴趣。喜欢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都听了一遍，喜欢绘画的时候下功夫对画家尤其是现代画家做了全面了解，后来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解读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里特的。不过他发现，音乐和绘画都需要从小培养，只有文学可以半路出家。从那个偶然的契机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写诗，从典型理科男转型为理科文艺男。他很感激的是，导师潘承洞教授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而加以批评。

文理兼修的必要性

在蔡天新看来，文科和理科差异固然大，其实工科和理科的差异更大。理科还需要懂哲学、历史，工科则是纯技术的。他不赞成将文科和理科截然分开，尤其是中学阶段就过早文理分科。“欧美的大学，文科、理科在同一个学院。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大学制度，像本来人文学科很强的清华，院系调整后成了纯理工科学校。所以清华男成了理工男的代表。文理分家是非常失败的教育。现在国内的大学开始文理并院，浙大正在这么做。”

蔡天新在浙大数学系任教，他觉得最应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尤其是提出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不仅是浙大学生，也是中国学生有所缺失的地方。”艺术、诗歌都可以提升想象力，所以他在浙大开了一门课，叫《数学与人类文明》。

文理兼修其实古已有之，蔡天新说，历史上有三段时期，都闪耀着理性思维的光辉：古希腊、文艺复兴和被誉为“天才的世纪”的17世纪。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那时的艺术家，尤其是达芬奇，都有理科头脑。而他的专业数学，和诗歌本来就有天然的联系。2500多年前的毕达哥拉斯就用诗歌描述了他发现并证明的第一个数学定理，即“斜边的平方，/ 如果我没有弄错，/ 等于其他两边的 / 平方之和”。数学和诗歌都是想象的产物。

因为《哥德巴赫猜想》，人们对数学家的印象定格在陈景润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走在路上会撞到树或电线杆的形象上。这当然不无偏颇，所以蔡天新写了一本《难以企及的人物》，记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数学家，他们往往在哲学、文学、音乐等方面也有着巨大成就。他希望以此改变公众对数学家、乃至对理科男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