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火了一句“你妈喊你回家吃饭”，那时仅仅把它当作一句戏谑的调侃，却看不到贾君鹏背后无数双嫉妒的眼睛；13年前，从电视剧里听到一个词叫做“北漂”，直到又衍生出“沪漂”“深漂”，一线城市的房价也高到让“漂”们无处安定，而他们仍前赴后继地漂着。

于是他们只能租一个“家”。据某互联网平台发布的《2016年北京租房报告·租客篇》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2170.5万常住人口中，租房人数比例约占37%。这份报告并未公布租房数据的来源及调查样本，但数据显示，北京市的租客平均年龄为27岁，以20—30岁人群为主，35岁以上的租客比例不超过10%。这些租客多为进京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学生，平均换房时间为11个月，大部分换房时间在8—14个月之间。

这个大多数年轻人只住一年的临时居所，也许并非外人想象的样子。我北漂的第一步，是走出校园后，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次卧。那是三个卧室和一个隔断间里最小的一间，月租850元。租之前看中了它干净到只有一床一桌一柜，但当我把大学四年积攒的“资产”搬进去时，才发现它小得可怜。于是床底和柜顶的空间都被我利用起来，还买来一个三层的大架子，把空间向上拓展，这才收拾得像点样儿。

母亲听说我一个人住在那样的环境里，没多久就从老家“杀”了过来。她嘴上说来给我做饭，实际上是准备“接济”我，到了好几天之后才笑着告诉我：“我以为你的日子得过成贫民窟似的呢！”最后，画面变成了母亲坐在铺着我新买的彩虹条纹床单的床上看电影、打游戏，还不时顺手从架子上拿两袋零食，而我坐在桌前挑灯夜战。

平心而论，我对当时居住的环境已经很满意，因为就在我租住的小区，几乎每栋楼都有两层地下室，里面被隔成一个个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被房东或二房东经营成“地下旅馆”，接受短租和长租。我在毕业实习时租过一个月地下一层的单人间，每月450元，只有半扇见不到阳光的窗子，晚上能听见头顶棋盘一般的管道的流水声。自此我打定主意，就算穷死也不再住地下室，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即使不会发狂，写出来的东西，色调也是阴郁的吧。

北京民政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北京约有1.7万间地下室、100万地下室居民。这些居民部分是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刚找到工作的公司职员，部分是为社区服务的外来打工者。政府出于人口控制和安全的需求，要让这些居民搬离地下室，但把他们从地下室赶走，也增加了这些低收入者融入城市的难度。

周子书在北京望京的“地瓜公社”项目让年轻人看到改造临时居所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城市新移民对于住房的观念也在改变。如今，租房结婚在有着300万租客的上海并不罕见，那些到达适婚年龄的新上海人，因为无力买房或者暂不考虑买房，越来越多地选择租一个婚房过日子。

经济能力告别了生存水平线而开始追求生活水平的所谓都市白领，选择租房而非买房的原因大抵相同：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而不想成为房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过得家不像家。“房子是别人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Zoe是其中一个，她也确实这样做了。她跟男友一起去宜家挑家具，去建材市场买瓷砖和灯具，然后请装修师傅按照自己的设计改造了租来的一室一厅，前后花了不到两万块。无论在哪里生活、拥有什么，都认真对待生活，这是Zoe从大学时代就有的愿望，后来她到了北京，遇上了现在的男友，两个人一拍即合，做了这个“自己花钱帮人家白装修房子”的傻事。Zoe说，她感谢男友，给了她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子的家。Zoe客厅里的折叠沙发床招待了不少朋友，也有人被她感染，开始打理租来的房间，然后告诉她，自己正在用有限的资源过最惬意的生活。

我没有Zoe那样大刀阔斧的勇气，却也可以换种方式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个人租不起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于是跟两个同学合租，我们有比卧室还大的客厅，可以一起躺在L形沙发上看电视。室友嫌电视柜太大太空，买来了玻璃花瓶，三个人轮流给它换一换鲜花。当一进门闻见满屋子的百合香，会觉得幸福不过如此。

生活不止于有瓦遮头，租房子也未见得“凄凄惨惨戚戚”，要知道，没人规定dream house的房产证上一定写着你的名字，你把它打造得像家的样子，它就是家。

一个青年作家的“造家”练习

廖信忠 没钱就用创意取胜

“我与各省份甚至世界各地来上海工作的年轻人没区别，都是咬着牙死皮赖脸撑下去，只是我比较幸运点而已。”廖信忠不遗余力地帮他们改造上海的临时住所，大概就是看到那种年轻的初心。

廖信忠又开始捣腾他的家了。

圣诞临近，他要搞点大事出来。因为父母信仰基督教，所以他对圣诞节格外印象深刻。小时候每到12月，母亲就将圣诞树搬出来，要廖信忠和妹妹两个人组装起来，然后装饰一番。那棵圣诞树在廖家用了二十多年。如今离开台湾的家，一个人租住在上海，屋子里也要有过节的氛围才好。于是，廖信忠开始改造客厅和工作间。从遮踢脚线的剪纸到杂志纸页折成的圣诞树，都是他一件一件慢慢做出来的，总共花了大约900元，客厅变得银装素裹，工作间也染上了圣诞色。廖信忠摸索着怎样营造雪的氛围最好看，假壁炉上喷什么漆才不会被腐蚀，不由得怀念起小时候布置圣诞装饰时虽然搞得一团乱最终却弄出美美效果的成就感——这个时刻，他不是因《我们台湾这些年》成名的青年作家，而是在上海“咬着牙死皮赖脸撑下去”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他说，之所以做这些，都是打造家的练习。

只要改变一下小思路，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改变，居住环境也可以变得好很多。

廖信忠最初动手改造房间时，只是“瞎折腾”。落脚上海后他租住的第一处房子坐落在老旧的公房小区，朝北，几乎没有阳光，即使是正午也只有15度角的阳光照进来。那时刚好遇上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天太冷，于是廖信忠试着让它更温馨一点。“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种寻找安全感的心理安慰而已。”

什么都要学着自己来。他当时很欣赏那种在墙上钉置物架以达到收纳目的的方法，想自己试试，可是搞不清楚电动螺丝刀和冲击钻，拿着螺丝刀钻墙钻不进去，诸如此类的笑话还闹了许多。然后开始养花，养了很多花都活不长，便不停买，慢慢学会了分辨花朵。他的经验是，能活最长的是绿萝，龟背竹也是很好的室内植物；家里尽量不要摆木本植物、会开花的植物，不要摆在一个平面，要错落有致……

让廖信忠茅塞顿开的是他曾经的室友。他曾把租住的三居室中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分租给一个瑞典女生，本来那个房间中规中矩，毫无美感，没想到瑞典女生只是简单地把家具调换了方位，换了窗帘、加了休闲毯，再调整了光源，摆上一些小装饰品后，屋子立刻呈现出所谓北欧风。廖信忠受到不小的震惊：原来只要改变一下小思路，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改变，居住环境也可以变得好很多。

2014年年初，廖信忠开始自己住，有了自己完全的空间，便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开始“爆改出租房”。说到底改造一个家是费时、费力、费钱还费脑的活儿，可廖信忠乐在其中。有时候改到一个阶段，廖信忠会或坐或躺，环顾四周，脑海里会慢慢浮现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里还是那里应该有些什么东西比较好。或者在窗台摆上一盆绿植，或者在空空的墙上挂幅画，让自己看了心情变好，每天来个会心一笑，那都是值得的。

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火苗，只要有人点亮，他就成了一盏亮光。

改来改去，廖信忠改出了经验，他也乐于把自己的体会发到网上分享。后来单纯的经验分享演变成了帮助别人改造出租房。他从很多改造出租房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初来上海时的那种挣扎，却不苟且，这样的人个性普遍乐观，说白一点就是脸皮厚不容易被打倒。“我与各省份甚至世界各地来上海工作的年轻人没区别，都是咬着牙死皮赖脸撑下去，只是我比较幸运而已。”廖信忠不遗余力地帮他们改造上海的临时住所，大概就是看到那种年轻的初心。

单亲妈妈乐子带着一岁的儿子从北京来上海工作，租下了普陀区一处6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6000元。廖信忠最初看到乐子的房子时，一个头两个大，乱到不知如何弄起。后来两个人用了三天时间一点点整理，客厅、厨房、卧室都变得个性起来。“没钱就用创意取胜。”这是廖信忠的改造法宝。他的改造诀窍是：无痕钉是出租屋神器，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都可以上墙当装饰品。原本房东留下一个很大气的中式鞋柜，但怎么看就是不协调，廖信忠本来想摆一幅大画压住它的气场，后来由于预算有限，想来想去，买了四把小蒲扇挂在上面当装饰，顺便遮住电表箱，竟意外好看。

不同的房型及环境有不同的做法和困难，有钱有有钱的改法，没钱有没钱的改法，但一般来说没钱更能激发创意。在这一点上，宜家是学习的榜样。廖信忠笑称宜家是“租房者之友”，他家客厅里看起来别致而素雅的桌布、桌旗，就是在宜家的处理品区挤在大妈堆中翻出来的。再比如宜家几十块钱的羊毛皮，不管铺在什么地方，马上会营造出贵气又不失温暖的感觉，让人产生春心荡漾的舒适感。

廖信忠说，让房子显得有品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便是光线。他建议屋里采用多种光源，射灯、低灯相结合。重新布置光源的乐子家的客厅立即提升了格调，拆掉卧室顶上的白光灯，换成宜家的球形吊灯之后，乐子跟宝宝都欢喜得不得了。由于家里有孩子不能刷漆，所以各种饰品的配色便成了重点考虑的问题，像卧室的墙面是蓝色的，那么就要选对窗帘和床单，好的配色可以给房间加分。

大约一个周末的时间，乐子的出租房便脱胎换骨。廖信忠看着娘俩在整齐宽敞的环境吃饭，觉得一切都值了。后来他还去过乐子家几次，发现比原来搞得更好、更有生活气息了，这超越了他的想象。也许有些人天生就是火苗，只要有人点亮，他就成了一盏亮光。

圣诞节本来廖信忠也计划帮别人改个小房间的，可是没有赞助商肯出钱，于是廖信忠决定拿自己家做实验，教年轻人用最少的成本改造家，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从纯粹地活着，到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生活就是一种进步。

有些人会问，怎样住不都是住吗，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去改造“别人的房子”？包括廖信忠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心理障碍”。刚开始改时也许会很兴奋，但有时候东搬西搬，累了乏力了，难免会失去动力。比如经常会觉得花这些钱值不值，尤其是买了错的东西花了冤枉钱，或买回来发现没那么好看，会特别泄气。至于预算那些难点都属次要。“后来想想，改得漂漂亮亮，朋友来了羡慕，虚荣心爆棚就很值了，哈哈！”

出租房之所以不显得高级，就是因为那种“随时都会走”的临时感，摆几盆绿植，挂几幅画，或者一个比较厚重的摆件，都能消除这种临时感。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至少可以下功夫整理房间，看起来干净素雅就会显得很有品位，再适当摆几盆绿植——绿植是既便宜又好看的装饰品。

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在外面难免伤痕累累，还要强打精神继续武装自己。住所是他们唯一能够关起门来躲着大哭大笑的地方，是让人哭完之后打开门重新出发的地方，好好地住就是他们在这城市撑下去的底气，这无非是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归属感是一点一滴建立的，而所谓“临时感”更多的不只是外在硬件，而在于心态。

很多漂泊的人寻找归属感的方法是在所生活的城市买个房，安身立命。正如“安”字所呈现的，首先要有个房，屋檐下有个女主人，才能换来安全感。而在上海生活了9年的廖信忠却始终没买房，问他是否有定居的打算，他回答：“对上海比较熟了，但还不知道要不要定居，说不定过两年我又去了其他城市或国外重新开始。”

看来廖信忠要在爆改出租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他乐此不疲：“以后还想弄成什么样子，看我以后找到什么样的房子才决定吧！人生不管有什么，都是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