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原名牟真理，诗人，美食专栏作家，“天下盐”餐馆总经理，著有《碗里江山》、《妈妈的柴火灶》。）

把食物当成礼品的风潮，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形态。

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注重邻里关系。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可送，我经常看见母亲把她做的一两道特别菜式送给邻居。其中一道叫菜豆腐，是把黄豆浸泡之后再用石磨推，需要比较麻烦的工序。好吃，同时极富营养。我母亲每做一次，都会端一碗给隔壁邻居。如果邻里有比较拿手的菜式，也会回敬。那个时代的礼尚往来，其实是食尚往来，一些在自家园圃里栽种的菜，也会互相馈赠。

上世纪80年代，过年前人们会互赠自己做的腊肉和香肠，在边远山区或农村，有一种风俗叫“走人户”，要去探望老丈人或岳父，都会背上一个腊制大肘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人们会送一些以脑白金、蜂王浆、青春宝为代表的补品。接着开始送烟酒茶。再往后烟和酒也失去重量了，必须送现金，就开始送红包——请人帮忙做事、行贿受贿，都始于那时。最后又发展到送购物卡，各大商场超市在过年期间都会出售。

这几年流行送大闸蟹，我觉得比送烟酒和钱要好得多。还有各地的土产，到了春节经常会碰见这种情景：一个小货车，成箱地放下某地的苹果、葡萄干、板鸭、腌鸡……这种趋向越来越多。褚时健这个人，他能够创造了天堂，又再创造人间烟火，他的橙子，不管好不好吃，送礼的人都带着一种情怀在其中。

我不当官，也不常有大事求人。作为礼尚往来，我就喜欢送吃的。每次去上海，我都会给沈宏非带几包黄牛肉干，是老家亲戚用我的配方手工制成的。沈宏非拿到以后非常高兴，如果有朋友在，他会当场拿一包出来分享，还会提一些口味上的要求：我做的是孜然麻辣味，他要求做一些咖喱味。有时候我出差，会给员工在机场带一些土特产。但对于真正的朋友，尤其是吃货朋友，我会专门带给他们基本上没吃过的东西。为什么我的黄牛干比其他的肉干都要香？同样是真空包装，但我会特别叮嘱不要放防腐剂。防腐剂会把食物的鲜味降低30%，可以放上好几个月，但你吃起来有一股陈旧的味道，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值得送礼的。

从90年代起，我开始自己腌制腊肉香肠，纯原生态，用的是老家深山里养了至少一年的猪，先腌制，再搭一个棚子挂起来，用柏香树、锯木面和花生壳慢慢熏。2004年来到北京以后，我开始既给朋友送腊肉香肠，也送新鲜的生态猪。一般是在冬天临过年前，每年我都会到老家杀几头猪，分送给各地的朋友，每家人划四五斤鲜肉，快递给他们，在冬天是不会坏的。收礼的人，不管是当官的朋友，还是艺术家朋友，人人都喜欢。

我书里写过一个故事：《万象》杂志执行主编刘一秀到北京天下盐吃饭，提到他想吃母亲以前做的大头菜，我当即表态一定给他弄到这一口，并且立马打电话回老家给我妹妹，找到大西南武陵山区的大头菜，给他快递到沈阳去了。他感觉非常好，比给他寄10两银子都还好。

我的朋友知道我喜欢什么，送我的礼也是老家的豆腐乳、萝卜干和盐菜，还有那些用坛子腌制的菜。他们知道送别的东西我不会要，也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对家乡的思念，是在童年时期就形成的怀旧口味，实际上就是“妈妈的菜”。

中国人把食物作为礼品的不同阶段，实际上反映着时代的人际关系变迁。当我母亲送邻居一碗菜豆腐的时候，她不是为了什么回报，而是出于像对待亲人一般的感情。但现在呢？送礼时总是会想着那个人值不值得送、应该送多大的礼、收礼人对自己有多大帮助……“礼”扭曲了，送礼的性质变了，送礼的心理期许也变了，60年代邻里间淳朴的相互馈赠，纯粹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到如今变得非常势利，大家相互都有所求，多少有些交换目的。

所谓的美食，你只有到产生美食的源头，才能尝到。每一个人都期望能再吃到小时候母亲做的菜，或是最原生态的东西，这种口味才是纯正的。我认为送吃的最高境界，就是菜豆腐、豆腐乳和大头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