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里约奥运赛场上各种美好健康肉体在电视机画面上喷薄而出，中国公众终于在民族主义的金牌榜和各种肤色小鲜肉的身体上找到安慰，暂时忘记了在朋友圈刷屏的大众体育和举国体制之间还隔着许多葛优躺。例如，除了客厅电视墙对面沙发的葛优躺，各地宜家店里也随时可见各种“宜家躺”。趁着奥运会的新鲜劲，抛开孙杨和兴奋剂，或者傅园慧的洪荒之力，我们还是来谈谈中国人的另一种身体政治吧。

在《我爱我家》剧集里，面对傅明一家，葛优饰演的纪春生全无半点顾忌，以一个慵懒、懈怠、难以言表、难以复制的身体姿态向观众表现了一个“二流子”形象。只是，不曾想，1990年代初的电视虚构，竟然每天都在北京宜家卖场里上演。2012年，一些著名博客首先发布了各种体态的“宜家躺”照片，7月的《大西洋月刊》网站以及一干国际媒体也都随后做了专文报道。到今天，这一现象仍在继续，20多年前的“葛优躺”被重新发掘出来做成各种表情包，宜家躺也几乎成了北京的国际形象标志。

问题是，葛优躺果然如傅明老人所说，到底真是所谓二流子的身体特征，还是“对社会没有一点责任感”、纯属个人的偶然体态？如果葛优躺代表着某种缺乏教养的痕迹，那么又如何解释“宜家躺”的普遍现象呢？

当人民富裕、吃饱以后，富态的啤酒肚几乎成为中国各阶层“成功人士”的标志。

在王朔策划、梁左编剧设定下的傅明老人的眼中，1990年代的葛优躺确实带着极强的阶层烙印——阶层与体态密切相关。对傅明这样所谓“参加过革命”的干部来说，还是保留着“革命军人”的基本体态习惯：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更多的，是从革命时代就普遍形成了“见面握手、问候分烟”的习惯，在室内遇到客人或者上级、长辈进来通常会自觉地站起、注目，如此便能区分当时的农民和“革命队伍”。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这些“革命干部”特有的身体性习惯，逐渐成为城市人群待人接物的一般方式，代替了之前的“旧礼仪”，也抹平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界限。

例如，大腹便便的肚子，很长时间里总是被当作权贵专属，像极了19世纪的欧洲，它被当作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那时的拜伦却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开始展现新兴中产阶层的体态。当人民富裕、吃饱以后，富态的啤酒肚几乎成为中国各阶层“成功人士”的标志，似乎正像革命礼仪一样，再一次摧毁体态的阶级界限，也将引领中国在2020年以最多的肥胖人口压倒美国。大夏天的街道或者公共场所，人们常能看到市民阶层的男人们卷起T恤或Polo衫的下摆，只为了露出肚子，堪和80年代“膀爷”的街头风景相媲美。这或许也是宜家躺的另一幕，如不少英语读者在那些博客照片后面跟帖所表达的，归于中国农民式的教养。

是的，尽管土改和公私合营摧毁了中国社会原先的士绅阶级和资产阶级，“蓝蚂蚁”的无阶级化和“南下干部”身上的粗鄙化对国民体态的影响到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风格的主要遗产在于留下了未经身体规训的国民，也打破了普通中国人对身体和礼仪的认知。

整个社会经过漫长的60多年建设，都没有在公共卫生、垃圾处理、体态维持和公共秩序上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认知标准。一方面，从个人到社会都不愿有序地管理排泄物，视其为秽物而远之。结果便是，乡村周边被垃圾包围，污水四溢；城市下水管线也好不到哪去，今年的各地水灾，如武汉、深圳、北京，都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工业环境污染泛滥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种文化，工业企业如同儿童穿开裆裤一般任意排放到地下、河流和空中。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既没有个人，也没有公共的社会。

结果，虽然公共卫生作为现代国家的集体认同得到高度重视，在国民政府时期有新生活运动，19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也有爱国卫生运动，但是，对公共环境和个人的卫生管理始终停留在一个极低而非自觉的水平上，无法形成对社会管理的约束和对身体的规训。

从开裆裤时期的任性到哭着要奶、要满足一切欲求，从肛欲到口欲的任性，几乎决定了普通中国人的身体态度。

到了物质富足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内地游客在香港、国外旅行时随地便溺、吐痰，坐卧无态；地铁、公交车上，充满汗臭和体味，几乎闻不到除汗剂和香水味；上班族也很少会在皮包或办公室里准备一件可换的干净衬衫——当然，CBD的白领们还是要比上地中关村的码农们讲究一些，不像后者短裤T恤地就上班了。

最近笔者一位朋友在京沪高铁夜车上被不洁的被褥搞得浑身丘疹，让人想起西南、西北、青藏高原的长途巴士和绿皮车厢，总是充满恶臭。一个造了许多高铁的国家，人民的身体卫生习惯还停留在1960年代的绿皮车厢时代，无法很好、自觉地管理身体气味。这似乎也颇符合国人在世界的形象，虽然许多人成为新富或者中产阶层，浑身名牌，出入豪车，可是体态上却暴露了一切，如赵本山的穿着品位一般，掩不住的“乡村爱情”范儿，自然也包括各种葛优躺的可能。

这些公共意识缺失，也许都可以追溯到个人主体意识缺失，并且追溯到社会化过程中的身体排泄物管理，特别是中国人幼童期的开裆裤。幼童对排泄物的任意，家长对幼童的放纵、缺乏训练，几乎可以完美地隐喻中国人个人身体自我意识的缺失，进而延伸到公共边界缺失。

换言之，从开裆裤时期的任性到哭着要奶、要满足一切欲求，从肛欲到口欲的任性，几乎决定了普通中国人的身体态度。类似的，在欧洲的公交车上也常能观察到外国移民的相同情况，几辆并排的婴儿车，他们的小孩一路哭叫不停，像极了中国公共空间里常见的儿童哭闹——他们长大后自然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场所喧哗、吃东西，或者搬走公共花盆、乱扔垃圾、在北京宜家卖场里毫无违和感地躺卧，或者穿着睡衣走在上海街头………而德国当地小孩，往往叼着婴儿奶嘴，静静地躺在婴儿车里，忍耐着自己的欲求，这是家教训练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们成人后更为坚定、更为纪律和忍耐的个人意志。相关的儿童心理实验也一再证明了此种差异的存在及其对长期人格塑造的影响。

90年代后，地方教育机构普遍发行体育训练服风格的校服，臃肿、邋遢、随意，几乎就是葛优躺的天然培养皿。据说一些深圳青年就酷爱中学校服，一直穿到三十多岁。对从小被扔到全托幼儿园、被严格规训的我来说，毕竟始终保持着从白天无论如何都不能沾床到乘地铁、公交车尽量站着的个人纪律，实在很难理解这种从散漫的身体态度所发展出来的人生态度。

更甚者，前几年到玉树社调，住在一所县城中心小学，当地藏族学生们看上去都还行礼如仪，但我却目睹了外表光鲜的援助校舍里缺乏公厕、水房、浴室的悲催生活条件，全校只有两个公共水龙头，每天凌晨千把号学童蜂拥在水龙头前打水、洗脸……如此情形，是由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普及率而进行的大规模撤并基层学校、集中办学的政策所产生的住校制度，学童们却未受到良好、体面的身体待遇和规训。

这些到处可见的葛优躺和宜家躺，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景观，提醒我们，中国的城市空间缺乏随时可休息的座席。

美国激进左翼学者拉克劳和墨菲也很早注意到此类霸权尚未完全归化的社会维度，葛优躺或者宜家躺可能都是其产物——对群己权界的漠视，私人空间和主体性被剥夺，反过来造成“群众”对一切公共可能空间的占有，尽管是以一种极其私人化、极其无视的态度和体态。

其实，不只宜家，中国人似乎能在各处公共场所随意睡倒。我的校友、摄影家Bernd Hagemann 2003年到北京后，发现了这一现象，甚至做了一个摄影专题，还有一个专门网站——www.sleepingchinese.com，“睡觉的中国人”，记录了各种体态可掬、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公共场所小憩的中国人。他们和宜家躺的人们以相同的方式，在向自己也向公众表明，他们的家里并不舒服，找不到宜家床具、沙发那样的舒服角落，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被无限制地困在街道和户外。一个足以容纳全体国民的房地产热潮其实跟许多人无关，中国人也不总是勤劳、热爱加班的，他们可能以随时打盹来逃避压力。

更重要的，这些到处可见的葛优躺和宜家躺，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景观，提醒我们，中国的城市空间缺乏随时可休息的座席，无论台阶还是草坪。而“座席景观”恰是国民出国旅游最钟爱的街景，如罗马的西班牙台阶、悉尼歌剧院前的台阶，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中心街道两侧，长椅和沿街咖啡座让行人脚步缓慢下来。人们随时可以像在一个大起居室一般见到熟人或者有趣的面孔，然后休息、攀谈，附近也许就有绿地和街心公园可以坐卧、晒太阳；而不是处在高楼大厦间的强风中，或者在某个特别丑陋的水泥广场，却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歇脚长椅。

后者或许才是今天中国的城市景观，如同多年前我造访浙大紫金校区，在豪华的教学楼间被强大气流吹得几乎站不住脚。而类似的城市化亦然，并不是随时随地可坐的，每个人都只能匆匆地往返于家和工作场所，离开楼道后也难偶遇什么熟人——那是需要20至25米才能看清表情，简·雅各布斯笔下的有机街道才可能提供的相遇和交往。但是，在中国的城市空间里，这一切都消失了，如同其他可疑的公共空间。

在拉康的眼中，正是父系的律法产生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缺失，对中国的城市景观来说也应该包括了身体规训的缺失。就像面对葛优躺、即使在家中客厅也要保持革命风度的傅明老人，当他以兼具一家之长和领导的尊严和身份呵斥春生后，却也无可奈何。

宜家也从未制止顾客们的躺卧。也许对那些躺卧者来说，家具还是太贵，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凑合下去，一场突如其来的困意袭来之后，他们更愿意面对的还是那些瑞典肉丸。而另一些人，同样从身体规训的缺失中成长，却反其道而行之，时刻保持身体的节制，在观察、思考、行动。对他们来说，奥运会不过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戏码，他们在自觉地进行自我的身体规训，在日常生活中与残酷的现实制度抗争，直到一切坚硬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 （本文原刊发于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