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土耳其博德鲁姆海滩走了一整天，画家刘小东开始怀疑那张令世界沉默的“叙利亚3岁小难民艾兰伏尸海滩”照片的真实性。

因为想求证艾兰遇难地点，他和助手来到这里，拿着照片比对海湾走向、沙滩样貌。苦走一天，他发现自己迷失在悬崖峭壁间，几次向当地人问路，皆一无所获。

直到日落，刘小东只确定了大致地点。“我觉得就是这了，我姑且相信这件事。”刘小东对着那片海按下快门，此后在照片上写“抱歉，我找不到你了”。今年5月，这张照片作为刘小东最新展览“迁徙”的一部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斯特罗齐宫展出。

整个“迁徙”项目，刘小东以他喜欢的“劳动者的方式”，沿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的路线走了一圈，从土耳其博德鲁姆半岛的阿克亚拉尔(Akyarlar)出发，到希腊科斯岛（Kos），再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铁路到维也纳火车站。

“为什么选择徒步？”

“我要用我的劳动对得起他们的苦难。”

在北京待了30余年，来自辽宁锦州的“金城小子”刘小东依然有清晰可辨的东北口音。他17岁到北京，从火车站一路走到中央美院附中报到，早已习惯边走边画。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现场绘画”后，他和团队先后行走于金门、奉节、青海，乃至泰国、意大利、美国、古巴、巴勒斯坦、以色列、印尼、南非等地，以临时搭建的画棚为工作室，使用素描、日记、油画、摄影等手法，甚至引入纪录片拍摄。

“我要从我眼里得到营养，我的眼睛要不停和现实、和看到的东西发生关系。”他创作的主题与当今世界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

艺术家要克服文人的矫情，刘小东说，“要真的像劳动人民一样去体验，去流汗”。对现实的批判始终不曾脱离他的画笔。

澡堂里男人的裸体，路边血淋淋的鸭子，生活中的各种异常成了刘小东的素材，以至于冲洗照片时被店员当成变态。

这不是刘小东第一次接触难民。2013年创作《巴以之间》，在巴基斯坦一处联合国建造的难民营，刘小东咬咬牙用1000美元买了此次旅行的特殊纪念品——一个学生用巴以之间的墙磨成粉末后制成的沙漏。“说咬牙，不仅因为巴以之行现金不足，也怕把孩子惯坏。”

逗留以色列期间，刘小东受邀到当地一对美国老夫妻家吃午餐。站在主人家视野澄明开阔的顶楼平台四下环顾，左边是伊斯兰清真寺高塔，右边是基督教堂的圆顶和十字架，前方是伊斯兰教圣地金顶岩石清真寺，圣物之间是繁杂的民居。

“他们没有因为圣物的存在而强拆任何民居，而是相拥而对，互为依存。”刘小东突然感觉“天赐神机”，他想画这个顶楼。那对老夫妻是基督徒，从事各宗教融合工作，他们有犹太朋友也有穆斯林朋友，刘小东问能不能把朋友们请到屋顶吃饭。“女主人爱写故事，我说你写故事，我画画，我们合作，在特拉维夫美术馆办展览。”女主人说给点时间想想看。“这是我吃过最难忘的午餐”，临别前刘小东给她写下赠言。

所谓“天赐神机”，更多源自艺术家的发现之眼。每到一处，刘小东总能快速捕捉当地的质感，好友陈丹青评价他的禀赋在于“如动物般观看世界”——“动物的目光，无明、无辜、无情、无差别，不存意见，不附带所谓文化。”

随身携带的相机是刘小东观看世界的第三只眼。他不在乎所谓摄影技巧，只在乎写生无法捕捉的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时在户外写生，一幅画没画完整，他也会拍了照回去补救，虽不是每一笔都对着真人真物，但现场的气息和意义都在。“我的美学原则是画看得到的、特别有把握的东西，对于看不到的、不知道它真实情况的，画它干吗？挺矫情的。”

强调“每一个形体来源”的刘小东，用相机拍下宴会上叼起烟蒂的男孩、澡堂里男人松懈的裸体、一群面带兴奋的人围火烧物、偶遇的车祸现场、血淋淋倒在路边的鸭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异样”，成了他绘画的绝佳素材，只是冲洗照片时，店员曾经把他错认作变态。

但刘小东并非只是随意看随意拍。陈丹青记得，有一次和刘小东出游京郊，“中途停车，他着急撒尿般奔向路边，拍了几个穿过田埂的村民，随即回车继续驾驶，日后这幅平淡无奇的照片被植入他画中，成为生动的背景”。

刘小东知道如何把看到的场景变成画。还有一次在路上开车，看到一辆卡车上挤满进城务工人员，他立马拿起相机记录下来。照片中的人穿着灰扑扑的粗布衣服，直视镜头，咧嘴憨笑。后来画画时，刘小东想了想，还是把衣服抠掉，让他们赤裸着上身，面目也模糊起来。贾樟柯仍记得这幅名为《违章》的作品带给自己的冲击：“在那样一个城市化空间，农业社会的痕迹和城市的发展融合。”

画扎根于琐碎生活中的人，画他们生存的不易与疏离。“散发着自然气息和人性，特别真实。”

刘小东的作品，已不只是一幅幅画作；画面上有背景，有故事，充满活生生的人物和命运。

他2003年完成的《三峡大移民》，灵感源自2001年的一场沙尘暴。那天，刘小东开车途经一个工地，见几个工人在滚滚黄沙中努力抬一根细杆，让他看到现实的荒谬。“都是有个性的人，却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将人物放置在何种背景，刘小东没有想好。直到2002年来到三峡，他看到截流后干枯的河床、已成废墟的城市。“用这个作为背景，把几个人画在前头。这是力量，很纵深，很空，像宋朝山水画中那种凄凉的景观。不知命运如何，这些人就是活着而已。”

同一题材的《温床》，刘小东选择一座即将没入水下的半毁的楼房顶作背景，画十几个赤膊民工在奔流的大江前或坐或卧打扑克。“在人民币中打牌，在钱里要钱。”画面中，民工们似乎和周围毫无关联；然而现实里，刘小东画得“最不顺手”的工头汪庆松却在某天早上被轰然倒下的楼骨架重重压倒。当晚，刘小东来到出事的江边废墟烧香烧纸为汪庆松送行，而汪庆松早在下午被渡轮运回家乡。

因为画“扎根于琐碎生活中的人”，画他们生存的不易与疏离，所以刘小东的画不需刻意感动，仅仅呈现就能感人。按照艺术家自己的标准，他画的都是些“自然属性好的人”——“身上散发着自然气息和人性，特别真实。”

在大陆和台湾，他画年轻战士，把他们统称“十八罗汉”。“先让战士们依次写下名字，字体有别，气息有异，能给我作画灵感。”画一个少年炮兵时，刘小东用大量颜料直接扑上，一气呵成。一个干部走过来点评：“战士要威武。胸大肌小了。”

在古巴，他画哈瓦那老区的普通家庭，画街头偶遇的美女，让她在窄小卧室的床前效仿西班牙画家戈雅《裸体的玛哈》，完成一幅《裸体的黑玛哈》。“西班牙殖民古巴500年，500年后古巴人爬上了西班牙皇后的床。”画中皮肤黝黑的裸体女孩，躺在花团锦簇的绿色床单上，背后是粉紫色墙壁，看上去贫穷却欢悦。

在青海画《青藏铁路》，刘小东设想让两名藏族青年牵骏马站在戈壁滩。刚有想法就见路边一个藏族的壮美少男，转头又见一瘦美少年，他又感觉“天赐神机”，决定“让二人结伴”。他画藏族少年，画得痛快上瘾，用笔狂砍，之后又有点抱歉：“画丑了，其实本人很帅。”

在新疆和田，在已近枯竭的河套戈壁，到处可见埋头采挖的玉工，他们每天在被大型机械翻过几百遍的地方再人工一点点挖掘，寻找奇迹。刘小东就画千疮百孔的河道，画不停挖玉的人群。采玉老汉麦·吐尔逊对刘小东说，挖玉是为了18岁女儿，她生下来就智障，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吐尔逊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把儿子和儿子的采玉工友都叫来给刘小东做模特。肉攻·买买提长得像黑人，大家都叫他乔丹或奥巴马。第一天画“乔丹”，他兴奋异常，说在自家院子挖到鸡蛋大的玉，卖了两万五千块，第二天却迟迟不见他来——原来家里的院子因为挖玉突然塌方。

阿不都·克里木在几个模特中最俊。本来兴致勃勃的他忽然有天不愿配合，说村里人风言风语。刘小东百般劝说，克里木才同意和妻子继续当模特，但条件是刘小东不准来村里，只能到村外河滩会合。刘小东很庆幸最终画下这对迷人的维族小夫妻：“我画他们，很小很小的点，但有开放的信息……维族人不喜欢我们，我希望通过这次小小的活动，让人家觉得这些人还不错。”

因为画面上一抹落日，刘小东将克里木夫妻在河滩上的这幅画起名《西》，另外三幅和田题材作品分叫《北》《南》《东》，他还学着用维文在画上题名。至今刘小东仍记得“北”的写法。“知道北，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

在伦敦创作《半条街》时，刘小东想以一家埃及餐厅为背景，画在里面礼拜的穆斯林。阿訇最初非常友好，但画到一半态度突变，不准继续。刘小东措手不及，甚至不敢用笔涂掉画布上已经勾好的阿訇，唯恐不敬。他脱掉衬衣，蘸上松节油，将已完成部分轻轻抹去。

好在同系列的《绿饭馆》让他心情稍稍转晴，饭店女主人也很高兴看到自己在画布上的样子。她后来告诉刘小东，自己再不会接待某位客人，因为此人前晚喝多了，摸了画，把画中被刘小东画成马拉多纳的丈夫的衣服摸坏了。刘小东听罢，三两下改好。老板娘大喜，牵着“马拉多纳”和他们的大狗高高兴兴回家。

他把世界各地都看作故乡，面对真正的老家却近乡情怯。在被邻居醉汉故意毁损新作后，这位天价画家对警察说：零损失。

在世界各地游走的刘小东，其实从未走出故乡的掌心。在他看来，无论和田、三峡、青海、金门，抑或英国、古巴、巴勒斯坦、以色列，等等，不过都是某人的故乡、某人的来处。甚至在奥地利小镇艾森埃尔茨，走在河边小路，看到废弃铁路、山洞、河边小院打理花草的妇人，他恍惚回到自己家乡。“原来故乡是可以移动的。”

2007年，刘小东忽然闪出想法：回老家金城画上一年，画那些在他梦里反复出现的景象——厕所、火车、操场、庄稼地、医院、商店、杨树、水坑，以及水中的鱼。

即便儿时的游坑已经干涸，童年成了自我幻化的天堂，他仍带着团队奔赴家乡，从2010年初夏画到隆冬。

近乡情怯，归乡的日子越近，刘小东越忧虑。“真不好意思在父老乡亲面前画画，画大画太招眼，小画又无法布满展厅。”刚到家时，刘小东甚至会躲避家乡人好奇的目光。“不愿打招呼，怕聊上就破坏过去青愣愣的样子，不愿看到今天臃肿的老脸和身体。或者说不愿看到被现实磨炼的脸遮蔽过去的无畏无知。”

不过，几日之后，刘小东的名人光环就在家乡自动失效，他重新成了那个从小喜欢画画、舞枪弄棒的老刘家儿子。他带着朋友们，凭自小练出的生存能力，在森林捡柴、生火、搭帐篷，带着侯孝贤剧组在破烂的卡拉OK大声飙歌。

回到家乡的刘小东每天坚持画足8小时，他不急不缓地描绘这个被城市化遗忘的小镇——台球厅里悠闲的女郎、田埂上研究X光片的男子、废弃飞机边的牌局……他也在离家30年后留下自己与故乡关联的证据——画儿时伙伴，画兄弟姐妹，也和父母共度了许多慵懒傍晚，甚至恍惚看到自己老之将至的样子。“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这里结婚生子，下岗退休。他们的‘在’使我安心，使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故乡的城里人。”

然而“金城小子”项目以及这段美好时光，却在某个午夜随着几次猛烈的撞击提前结束——邻居酒后不顾劝阻，故意开车反复撞他的画棚。刘小东赶到时，画棚已被掀翻，一辆皮卡车插在棚子正中，里面尚未画完的《打卵子》挤成一团，布满长长口子。

警察询问刘小东损失，说5000元以上就能判刑。

“2000万以上呢？”刘小东问。他的《三峡新移民》2006年的拍卖价是2200万元人民币，2008年的《温床No.1》拍出了5712万元。

警察怔了怔，说：“那得7年到无期吧。”

“如果我如实回答，他或许因此有牢狱之灾；如果我不忍因此使他失去自由，是不是纵容这个人胡作非为？”面对无来由的破坏，刘小东痛心、窝火，但最后他给警察的回答是：零损失。

他不知道那个人为何如此愤怒，或许“社会转型，人心不静，仇恨日增”。但他仍希望，对方仅仅是因为喝醉，仅仅是一出醉汉的闹剧。

夜里，家乡兄弟齐力帮他收拾残局。风雪交加，大地白茫茫一片，如一切没有发生。

他也会焦虑才华远去，甚至为画室搬迁而焦虑。如果不是同为艺术家的妻子，他会“更加事儿一点”“抱怨、尖刻，没完没了地死去活来”。

刘小东将自己偶尔的妥协，归结为“知识分子的不好特征”——只能改变自己，自我安慰。

这种妥协也透出他的宽厚。就像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与人相处不败的法则是宽厚待人。做到宽厚首要一条是我们能不能比别人更有耐力，耐力是一种坚持，是一种默默的积累，是一种谦逊的态度，绝不是自以为是的愚顽的执着……我们都是自我意识个性强烈的人，但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私自利的人。”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知名教授，刘小东有时狠批学生，过后又反思“话说重了”，于是主动安慰。“打一巴掌揉三揉，让他的伤痛别超过一个礼拜。”

刘小东总说，如果不是同为艺术家的妻子喻红，他会“更加事儿一点”“抱怨、尖刻，没完没了地死去活来”。

他会焦虑才华远去，于是不停逃离，逃离别人对他的定义与认知。这个连电脑都拒绝使用的人最近一次“逃离”，是主动拥抱多媒体——他计划9月把摄像头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家乡金城，实时捕捉三地车流和人们的移动，用机器人编程转化为新的绘画，试图拼合不断演变中的混乱欲望与情绪。

他也为画室搬迁而焦虑。“你没有一个不动的地方，没有一个不动的内心，你总是被各种事情影响。”他垂下眼睑停顿几秒。“但生活哪有那么顺畅？想想不过都是小事。”刘小东笑笑，试图缓和忽然严肃的气氛。

大多时候，他还是愿意以有趣的形象示人，比如贾樟柯请他以成功人士身份在电影中唱卡拉OK，他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唱得津津有味，还杜撰不少歌词；陈丹青每次惊叹他的新作，他总作咳嗽状，强忍着不笑；接受古巴电视台采访，他说自己最想画卡斯特罗，希望领袖听到他的心声后说，“噢，那个中国年轻人，过来，我给你两小时”；给日本艺术家村上隆新书作序，他写到，一度以为对方是小野洋子的姐妹，总之是“两条战线的敌人”，“他的名气没有因为我的不屑而有任何削弱，他出书、雇人、作势，以艺术之名向各个领域进攻，来势凶猛，横扫全球……”

“这篇序没被毙掉？”我问。

非但没有，书籍宣传语中还特别挑出这篇序言中略显平淡却严肃认真的收尾：“这是一本不得不读的书，尤其是我们学艺以及从艺的东方人。”

当有人夸刘小东十多年的户外写生比电影还好看，大家都爱看他现场画画时，他马上接过话茬：“可不是，画画是最老的行当，看当街画画就像看一场戏。”他说人们吃着喝着说着笑着，他在一旁一本正经地画，这本身就像一场荒诞戏剧，“这场戏的好玩之处就在于following the life”。

用一贯的白话风以及自认的“Chinglish”（中式英语）分享创作感悟，此时的刘小东不尖锐不焦虑，没有他瞧不上的“藏着揶着”或“非要摆出的姿态”。他目光真诚，言语风趣，却又如他画中的人物，眼神中流淌出怅然若失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