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尺寸不过77厘米×53厘米，这幅画作先是被严严实实密封在玻璃橱窗中，橱窗外有条木质的弧形“1米线”，线外还有一条由警戒线围成的弧形“3米线”。

换言之，观众要在3米开外看这幅不足半平方米的油画，还要承受玻璃反光带来的视觉干扰。

尽管如此，这幅达·芬奇名作前还是常年有很多人驻足观看和拍照。虽然卢浮宫明文规定此大厅不能拍照，但馆员似乎并没有对拍照的举动有太多干涉。

“到博物馆看展览到底要不要拍照？”这个问题，近来因为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抛出“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的言论而引起热议。

陈履生在节目中说：“你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你也傻傻地就拍照，根本拍不着。它那个网上高清像素，连每一个裂纹都能看得清楚，你拍它干吗？去博物馆应该花时间去感受，不需要浪费在拍照上。我感觉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你在博物馆里面拍个照，跟你出门拍个照，还是你，一样。”

此言一出，马上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回应，有人说：“有高清图又咋地？去博物馆只是为了受教育长知识吗？不伤害文物的情况下拍一堆不高清图回来自娱自乐就不行吗？”

博物馆官方提供了连裂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高清照片，观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拍照了？

其实，很多人听到的只是陈履生“在博物馆拍照的都很傻”的话。如果只听到这句话就下定论，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陈履生引出这番话之前还有一个上文，他说：“法国‘名馆·名家·名作’展览（注：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次展览），第一天是可以拍照的，第二天紧急发通知不让拍照，而原因就是第一天发生了一件让大家至今都感到很后怕的事情：在马奈作品前面，因参观的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有一个人拍照挡住了后面的人，后面的人叫他不要挡，手一推，把他的手机打到画框上去了，若打在画上，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紧急通知不许拍照。拍照有危险，不让拍照有意见，为了顺应民意，最终博物馆还是同意大家拍照。但是拍照有很多问题，观众进去之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拍照上，而忽视了具体看作品。”

陈履生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的话是就这事而言的，至于觉得傻不傻这因人而异。”

为了保护稀世佳作而禁止拍照的措施无可厚非，至于为了个人留念或朋友间分享的拍照傻不傻也见仁见智，陈履生也没有强求所有人接受他观点之意。

问题在于，博物馆官方提供了连裂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高清照片，观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拍照了？

来自台湾的加州大学罗曼语系教授宋国明，多年来一直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博物馆拍的照片供网友欣赏。

对于陈履生的言论，宋国明说：“第一，普通人在博物馆拍照不见得拍得不好。我是个业余的艺术及摄影爱好者，比我手段高明的专家多了去了，但是拍些平面尤其是立体的作品，我自认不比某些博物馆官网的图片差到哪儿去，偶尔还或许稍强些。第二，逛馆时碰到喜欢的作品，尤其是立体类，我喜欢寻找多个欣赏角度拍照留念，这让我很享受徜徉在作品四周细细观察的时间，清晰的图片甚至允许我在回家之后还能发现当时忽略的细节。第三，陈先生把拍照跟‘感受’划分为互相冲突的两码事，显然是认为欣赏作品就不该拍照，拍照就不能欣赏作品、就是浪费时间，这是很混乱的思维。”

2013年，宋国明在卢浮宫用佳能60D单反以高感光度拍下《蒙娜丽莎》的照片。虽然拍摄设备和条件都与一般游客无异，但在宋国明这张照片上，还是可以清晰看到油画上的笔触和裂纹，不失为个人学习的良好素材。

宋国明还认为：“有些博物馆的藏品图片在其网站以高清大图的方式展览，供艺术爱好者大饱眼福，如纽约大都会的网站，就曾让我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继续在博物馆拍照，因为它们的高清图片质量简直太好了。但是回头看国博的官网，以众所周知的国之重器《后母戊大方鼎》为例，看看像这样颜色瘆人颗粒粗糙的图片，是否真的比自己手机拍的要好。”

在博物馆用闪光灯的罪名，其实跟拿出硫酸泼向名画没有太大不同，是严令禁止的。

如果说博物馆“要不要拍照”是个人好恶的话，“能不能拍照”则是事关所有人的原则性问题。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对此各有自己的规定。

故宫博物院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在展厅请勿使用闪光灯和三脚架拍照。在故宫与其他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展览以及特色商品店，因有版权协议，不允许观众拍照展品，请注意警示标志，服从展厅工作人员的管理。”

大英博物馆规定：“在大部分展厅里，允许使用手持设备进行用于私人用途的摄影及摄像，并可使用闪光灯。在本馆内，各场地禁止使用三脚支架或其他支架设备。”

卢浮宫规定：“永久陈列馆内，允许参观者进行仅限于私人用途的照相或摄像活动。在照相或摄影过程中，严禁闪光灯或其他带有照明闪光的设备，严禁使用照相机或摄像机的固定脚架。德农馆的一楼各展厅内（包括蒙娜丽莎厅、米洛的维纳斯厅、阿波罗廊等）严禁照相或摄像。”

不能用闪光灯是铁打的规定，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面临着“光漂白”的威胁。在能量的作用下，艺术品表面的分子会分解或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失去原本的特征。越蓝的光，色温越高，每个光子的能量越大，造成的光化学破坏也越大；越红的光，色温越低，造成的光化学破坏也较小。好的博物馆会严格控制馆内光源，既能让参观者肉眼看到重要细节，又能尽可能延长文物寿命。无论何种材质的艺术品，对它的光照度都不能超过300lux，否则将对其造成损害。

最常用的氙气闪光灯，作为阳光的替代品，它们色温相近，一般在6200K左右，这已经超过对光有一定敏感度的藏品要求。氙气闪光灯发光时间虽然很短，但在距离物品2米处时，其瞬时光照度可以超过10000 lux，远大于藏品所能承受的范围。

其中，多彩的纺织品最容易“见光死”。古代没有那么丰富的人工合成染料，古人主要从大自然获得种类繁多的天然染料。例如靛蓝染料就有着非常悠久的使用历史，它是从植物如蓝草中提取的汁液。染色过程中除了会生成靛蓝以外，还常常因染色时温度、pH值的变化，产生靛玉红这种与靛蓝结构相近的分子。研究表明，主波长为365nm的紫外灯对染料中的靛玉红有明显降解作用。

使用无机颜料的藏品，如油画、国画等，同样承受不了闪光灯的光。例如，亮黄色的绘画颜料中会使用一种叫做硫化镉的成分，这种成分因其着色力强、稳定性高以及颜色鲜亮，广受画家们的欢迎。莫奈、梵高、毕加索等绘画大家的作品中都大量使用了这种颜料。但是在可见光的作用下，硫化镉中的硫，会被逐步氧化成硫酸根。

因此，在博物馆用闪光灯的罪名，其实跟拿出硫酸泼向名画没有太大不同，是严令禁止的。

禁止三脚架进入博物馆，只是防止侵权的第一步。

禁止使用闪光灯是对艺术品在物质层面上的保护，而禁止使用三脚架则是对艺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

博物馆中的艺术品通常处于低光照的环境中，手持相机拍摄要将艺术品拍清晰，必须把快门调到相对快的位置，光圈调大，感光度提高。这样一来，牺牲的是画面的细腻感。如果使用三脚架拍摄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因此，要制作高清印刷品，则必须使用三脚架、调慢快门，并降低感光度。

博物馆对馆藏品拥有著作权，可以运用拍摄到的高清大图出版印刷物或制作艺术衍生品出售。

早在1991年，国家文物局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文物影视、照片拍摄管理工作的通知》，里面提到：“文物拍摄项目必须按国家规定提前报批，没有报批的项目，文物部门应一律拒绝接受拍摄。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包括书画、丝织品、壁画、漆木器等），原则上不得拍摄，而由文物部门提供有关资料或照片。特殊需要拍摄的，经过审批应一律使用冷光灯。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及已公开开放的文物古迹，除规定不得摄影的外，应允许一般中外参观旅游者拍摄，严禁乱收费用。”

这个通知出台的一个诱因是，《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拍摄工作人员在河南省博物馆拍摄文物过程中，将一件商代的玉钺打碎（二级品），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博物馆里面，可以拍公开展览的展品，但不能拍达到商业摄影级别的照片。博物馆对作者逝世50年以上的文物拥有著作权，如果其他人需要对文物进行商业用途的印刷或制作衍生品，只能通过购买博物馆的授权。

1999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清代瓷器图录》《中国宋元瓷器图录》两书，书中未经许可使用了故宫博物院版权所有的图片790张，且标出“参考价”。2001年，故宫博物院将中国商业出版社诉诸法院，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方在《光明日报》上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65万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此案是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的首例著作权侵权案。

翻看此案的庭审卷宗，中国商业出版社的辩护律师其中的一段辩词颇有意味：“文物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原告（故宫博物院）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是国家文物摄影作品，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原告作为国家文物保管单位，不应利用其享有的特殊垄断地位来无限地索取自身的利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的判决是：“被告辩称原告以特殊的垄断地位索要赔偿，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故宫博物院大力开发藏品的衍生产品也是近年才出现的事情。据本年初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故宫博物院共计研发文化创意产品8683种，其中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故宫博物院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累计1273种。与此同时，故宫的文创产品销售额也从2013年的6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近10亿元。

尽管官方的衍生品销售额在与日俱增，但同时泛滥的是各种侵权冒牌的复制产品。无论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是其他国外的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禁止三脚架进入博物馆，只是防止侵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