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思想史喜欢说西方文化史所谓的“罪感文化”,即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眷,再回到上帝怀抱。以灵与肉的分裂,以心灵、肉体的紧张痛苦为代价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灵洗涤以及与上帝同在的迷狂式的喜悦等便经常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罪感文化”的重要环节。中国虽然一直有各种宗教,却并没有这种高级的宗教精神。
论说中国的“乐感文化”时,常可以以小说作例子,《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外国人看《红楼梦》就看不出什么味道来,因为真是太啰嗦了,简直引不起阅读兴趣。这可能说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化心理不完全一样。我们就在这生活的世界里体会人生的意义,体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巨细变数,从这里获得感受,珍惜、眷恋、感伤、了悟。而基督教的精义是认为这个世界太污秽,追求灵魂纯净的天国。从而相比之下,尘世间的这种种人情,价值不大。
中国人很热衷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包括中国人吃饭,你看那有多么细腻,有个相声报“满汉全席”报了一百个菜名出来,这在外国不可想象。中国有“炒”字,外国似乎没有,要不煮,要不煎,要不烤,很少讲炒菜的。中国人把肉切得很细很细,外国人是一大块牛排羊排。中国很讲究生活。这就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世界,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乐感文化”是中国人的生存特点,与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有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国人即使得道升天也不忘带上家中的鸡犬,说明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五千年生生不已,其生命力大约总与这种乐观情绪有关。
在中国,也是儒学的缘故,理性并不被认作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和意义,它反而以情感为最后依据。甚至在法律案件的理性裁判中,可以看到所谓“理无可恕,情有可原”之类的说法。理性总是制约、纠缠、联系在情感之中。将情感与理性在本源上相连结,追求其交融统一,构成了中国儒学和实用理性的基本特征。
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说,中国实用理性主要和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兵、农、医、艺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关系。
由于“实用理性”的基因,儒学赋予“生”以积极、肯定的温暖色调。即使不能进取,也仍然重视包括肉体生命在内的生存。生活,从“明哲保身”的古训到《论语·乡党篇》孔子的日常起居,以及孔子讲“邦无道,言逊危厅’,孟子讲“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等等,都具体地展现了儒家这种“重生”的人生观。也正是以这种“重生”为核心,儒学才建构起“天行健”、“人性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以“乐感文化”为标志的整个人文系统。
“乐感文化”并非盲目乐观,其中包含有大的忧惧感受和忧患意识。“乐感文化”的要义正在于: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只好依靠自身来树立起积极精神、坚强意志、韧性力量来艰苦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则无此背景和依靠,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到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实则其一无依傍之悲苦艰辛,固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愤之深刻所在。
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这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许多优点和缺点。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上显得蹒跚而艰难。(根据李泽厚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摘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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