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上海一农民工1.76万元掉落被捡走，“好心人”在舆论影响下归还了六千多。尽管该事件最后发酵成社会各界反思、捐赠、赞扬的好人好事，但这类中国式“哄抢”时有发生。参与者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只是善恶在一念之间。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但多数时候人们心里的那根线不那么清晰，别人这么做也就跟着做了。

或者是沉默，这沉默变成鼓励，变成恶的一部分，成为它的帮凶。于是你今天的抱怨，自己也有一份。

是我们在饲养恶，使之变成庞然大物，专横跋扈，凌驾于我们之上。

所以，试着做个好人。或者试着不从恶、不对恶沉默。最不济，也试着不与恶做交易。

神明是为了群体团结而生。或者，让群体焕发善意，焕发正能量的那股力量叫神明。

试着做个好人。史玉柱说企业家就要做坏人，因为坏人做一次好事会得到赞扬，而好人做一次坏事会被痛骂。

做一次好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能做一辈子好人就是圣人。

儒家入世务实，善恶观是“人之初，性本善”，“行善积德”，“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要克己奉公。为商者要以义制利。即使成不了圣人，最好成为贤人，即使成不了贤人，至少要成为一个有益于社群的人。在儒家看来，修己的目的全在于利群。

道家认为，“福祸相依”、“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佛家主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儒家侧重治国，道家侧重修身，佛家侧重治心。

最简单的乡规民约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实各教规在原点上都是一样的，引发人心向善的一面。抛开教义，善的原点都是简单的，简单到“儿歌三百首”，如《西游?降魔篇》所示。

星云大师谈做人：说好话，存好念，做好事。这“三好”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他开示说，比如夫妻吵架，一方对自己说：“我是要成佛的人，佛能做这种事吗？”高僧大德就是用平白的语言教人向善并身体力行的人。

西方人认为善恶二元，善恶双生。这是好莱坞永恒的主题。圣经的“上帝无所不在”，类似于我们的“举头顶三尺有神明”。

神明是为了群体团结而生。或者，让群体焕发善意、焕发正能量的那股力量叫神明。人们不明所以，谓之“上苍”、“道”或者“上帝”。

今天的宗教无关迷信，无关宗派，只关群体团结向善。世界上80%的人都有宗教信仰，这让他们至少在族群内部是团结向善的。而在没有信仰的地域或时代，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神明缺位，中国式“哄抢”成为日常惯习。积累日常生活中的小善，即是建设公民社会。

或者试着不从恶、不对恶沉默。有时候沉默就是一种鼓励。

我们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但怀有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在人心唯危的时代，良知是维系社会的一根细线。

与“良知”对应的是耻感文化。儒家文化也可以说是耻感文化，可以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但一定要讲类似“八荣八耻”。

但耻感文化会出问题。“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然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十亿消费者》）

我们当今的耻感文化是不诉诸内心的，不顾忌神明，只顾忌警察或领导。内心的神明早在40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湮灭了。

所以有中国式“哄抢”，平民在高速公路上哄抢，贪官在公共资源上哄抢。因为只要不被发现和追究，就不是恶。

有评论说在这个“娱乐无底线”的时代，龚琳娜《法海，你不懂爱》戏谑佛教，是“毁三观”。媒体难逃其咎，推波助澜，其负能量最终要由我们这个民族一起吞咽。

神明缺位，中国式“哄抢”成为日常惯习。积累日常生活中的小善，即是建设公民社会。

保护野生动物，你可以不吃熊胆药，抵制鱼翅宴。你不吃，就是保护。你沉默，就成了帮凶。抱怨城市噪音，你可以少按喇叭。对城市雾霾开骂，不如少开车、少放炮。买票不插队，吃饭不浪费。推开宾馆大门顾及后面的人，而不是用弹簧门“打”人家一下。

我时常想起成龙被骂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还是要管的。”公民社会不是罚出来的、管出来的。更多时候在于平时从小处做起，从内心做起。制度加敬畏神明，外在的管制，与内心的约束。我们经常嘲笑印度火车拥挤，仿佛天天春运，但却看不到那车上的淡定，大家相安无事。

中国人不畏神明。家庭或家族就是我们的宗教。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就是家庭宗教仪式。国家国家，从国到家，中间独缺一个公共空间叫“社会”（这是个舶来词）。现实地说，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缺一个公民社会。重建社会，从小的善做起。

“假如你一直遵循的规则让你失败了，那这规则还有什么用？”建立让好人不吃亏的规则就是国家最大的善。

最不济，也试着不与恶做交易。不要让恶成为控制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庞然大物。

电影《老无所依》有句核心台词，“假如只有你一个人遵从规则，那这规则还有什么用？”都说当下礼崩乐坏。这是中国的基本面出了问题，是心出了问题，也是规则出了问题。

不送礼不走后门办不成事。这个潜规则如此强大，都成了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网上人人喊不公，在生活中却个个都屈从。大家都骂收入分配不公，却都削尖了脑袋往体制里钻。是否当上公务员成了“新丈母娘需求”。

有“小的善”就有“小的恶”，而“平庸的恶”更须警惕。每一次对恶的沉默、遵从或与之交易，都会让它更强大，你更弱小。

“只去歌颂，而不会批判的，那是奴才；只可纳税，而不能选举的，那是奴隶；只懂忍受，而不愿反抗的，那是懦夫；只顾自己，而不去争取的，那是自私；只欺弱小，而不敢战恶的，那是小人；只许感谢，而不许说不的，那是独裁；只听命令，而不分善恶的，那是走狗；只想适应，而不去改变的，那是帮凶。对恶的沉默，就是纵容；对恶的不作为，就是帮凶；对罪恶的容忍甚至交易，就是堕落自己。”这段话曾被网上评为最美的“中国好声音”。

对恶的默认是帮凶，与之做交易则更是。无论升学、求职、升职、就医看病或做生意，我们脚先发软，没有站立说话和办事的勇气。在新西兰说起国内的腐败，导游随口说，这里的选民不送礼，“我不让你办事你就没工作了，我凭什么给官送礼？”联想到中国，不送礼心里就发虚。我想，有时贱在送礼人，而不在官员。

当然，当潜规则盛行，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是社会的规则彻底坏了。《老无所依》还有句台词，“假如你一直遵循的规则让你失败了，那这规则还有什么用？”经济学家许小年提示，腐败是理性化行为，不腐败是傻子，会被群体排斥和打压，成为异己分子。

当潜规则成为显规则，社会个体只有屈从，除非你内心强大。

本届冬季达沃斯上又论及国家软实力的话题。其实，善待国民就是最好的国家软实力。农民工能拿到工钱，小贩能淡定摆摊，随迁子女能公平读书，辛劳者得以所偿，创业者得以成功，下层人士得以上升空间——建立让好人不吃亏的规则就是国家最大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