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将终的岁暮，对于日本家庭而言，是个相当忙碌的时段。除了送出岁暮礼物、年底大扫除之外，还有一件大工程必须完成，那就是制作贺年卡。在贺年卡上打印全家人的照片，或是打印新年的生肖、贺岁吉祥物，再写上对往年的感谢和对新年的祝福，然后恭恭敬敬地邮寄出去。其中花费的心思与时间，毫不逊色于日本人在新年之始的神社初诣，完全称得上现代日本家庭辞旧迎新的一种重要仪式。

日本人在新年邮寄贺年卡的习俗，可追溯到奈良时代或平安时代，最初只是贵族之间的新年问候。到了江户时代，因为被称为“寺子屋”的私塾学堂的繁荣，日本人识字率达到70%以上。平民教育得到普及，加上以前从中国唐朝传入的驿站制度（日文中称“飞脚制度”）也得到了充分完善，有了号称“飞脚”的邮递员职业，新年邮寄贺卡的习俗，也便从贵族、武士阶层，普及到平民大众之间。

1873年，刚刚成立两年的明治政府邮政部门开始发行第一套官制明信片。明信片简洁方便，邮费均一，很快就被人们作为贺年卡利用起来，并滚雪球似的逐年增多。到了1887年，新年期间邮局里等待邮寄的贺年卡数量超过平时的几十倍，因而衍生其他邮寄物投寄迟缓等各种问题。这促使明治政府提出对策，在1899年出台了一部“贺年邮政特别措施”。这个特别措施规定：从每年的12月20日开始到元旦前夕，为新年贺卡投寄时间。并设置贺年卡专用窗口，与普通信件和邮寄物区分开来，方便邮局工作人员在元旦期间统一及时投递。

这一专门针对贺年卡的特别邮政措施，在不断完善中沿用至今。虽然在二战中日本人的新年贺卡邮寄一度出现暂停现象，但在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年邮寄贺卡的习俗又开始繁荣。1949年，日本邮政发行了1.8亿张贺年卡，之后以1964年10亿张、1973年20亿张的数量倍增，到2003年，贺年卡数量为44.6亿张，达到史上最高峰。

2003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社区的发达，便捷的电子贺卡受到青睐，纸质贺年卡邮寄数量逐年减少。但即便如此，2016年日本的贺年卡发行量依旧高达28.5亿多张，按日本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邮寄22.5张。这在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的数码时代，是个惊人的数字。

现在，在元旦新年期间，只要去日本各地的邮局走一遭，都会看到各家邮局所设置的贺年卡专用投寄窗口。在12月25日之前投寄的贺年卡，基本可以保证在新年第一天准确无误地送到收件人的邮箱。元旦期间的邮递员，绝对是全日本最忙的人。而且，为了防止贺年卡投寄滞塞，每逢元旦，各家邮局大都要格外聘请临时工，协助处理贺年卡的分拣以及投递等工作。

今年，我家也和往年一样，邮寄了超过一百张自制贺年卡，其中近一半是我家小朋友寄出的。小朋友从五岁多也就是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和她的小伙伴互换贺年卡了。五岁左右的小孩子，还不太会写汉字，但是会画画，会写日文假名。于是，她模仿大人们的样子，在买来的空白贺年卡上自己画画，歪歪斜斜地用假名写上地址，然后自己踮起脚尖投到邮筒里去。

对于孩子来说，模仿大人们的样子邮寄贺年卡，是一种乐趣无穷的游戏。而对于大人们而言，寄出一张手写贺年卡，更多的是一种诚意的表达。虽然在数码时代繁荣的当下，只须反复拷贝与反复粘贴，就可以轻松送出祝福，但对于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绊”（羁绊）这一传统的日本人而言，轻松在意味着便捷的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分量的情感。与反复拷贝、反复粘贴的电子卡相比，一张自制的纸质贺年卡，是新旧交替之际，重温昔日情谊的具象化。一笔一划之间，除了祝福，还暗含着期盼。因为，不久之后，在自家大门前的邮箱里，你应该会收到同样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新年贺卡，带着手指摩擦纸张的余温，如旧时一样向你发出问候：“お久しぶりです。お元気ですか。”（好久不见，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