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是作为朱天心新作《三十三年梦》中出现的“家属”,奔走于北京、青岛和广州三地,为朱天心这本新书做宣传的。
采访后拍照,唐诺很配合。他一边尽力做出摄影师指点的动作,一边用碎碎念填充这段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斜坐在一张玻璃圆茶几上,“毕竟我有些年纪了,体重也不是那么轻”。他在沙发上仰着头,配合直泻而下的灯光。“我这样子,好像拍出了一种傲慢的姿态?”说话时,他脸上一直挂着让氛围松软的微笑。
夫妇二人拍合照时,朱天心帮唐诺仔细整理T恤的领子,挡住偷偷露出来的一小截内搭的白汗衫。唐诺还是一样念叨,逗朱天心笑,消解她面对镜头时的些微局促。下一组镜头,唐诺依然斜靠着墙,朱天心伸出手来搭在墙上。唐诺笑着侧过头:“这是壁咚吗?”
生于1958年的唐诺,自嘲“宅且无趣”,更喜欢待在台北那个装了一屋子文学家的三层小楼。出一趟远门,大半时间都在后悔:“不瞒你说,我都想赶快回家去。”
唐诺想回去的,是纯粹的“作家之家”的日常:早上,一家三口到咖啡馆写作。如果唐诺独行就能早些,九点能到;三个人一起的话,会被赖床的朱天心和谢海盟拖慢些。地点嘛,近些年多在永康街,他们已经前后换过七家咖啡馆了。“为什么要出来写作?一来我确实需要一张桌子,家里没有专门的书房;另外,要有意志力去对抗写作,做一个阅读者总比写作容易。比如在家查资料,搞不好拿本书就看两个小时,看到忘了出门。”
唐诺形容这是“把自己送到一个没有第二种选择的状态”,同时书写前不看任何带字的东西,在新书出来之前“背向读者”,用隐匿姿态全心写作。
“咖啡馆写作”与“文学世家”听起来浪漫,唐诺连连摆手:这种生活方式“既不传奇,也不悲壮”,很日常,也很俭省。但这能给人极大的自由,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唐诺说过:“自由是很滑溜的东西,当你不得不有的东西越多,你被绑住的机会就越大。”
传统家庭的紧密关系经常让人感到无力,唐诺在《同学与家人》中形容传统观念的家庭是“全然封闭的世界,无限的责任,永远无法接触的关系,危险而病态”,“满身绝学,东西南北四方野人望风宾服,但自家人无能为力”。目前家里刚刚好的、清淡的相处,是唐诺所喜欢的。
写作,是唐诺与家人持续为之的生活方式和缘分的开端。唐诺和朱天心认识超过40年,结婚超过30年,初次相识是高中时代,唐诺16岁时因为校刊采访朱西甯,去朱家去得多了,就认识了朱天心。
唐诺说他与朱天心之间的话“不可思议的多”,多到朋友们总在好奇“你们俩怎么有这么多话可以聊”。他认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和朱天心更像朋友,而非夫妻”。这层“朋友关系”,能让他以若即若离的角度,看待漫长的婚姻与人生。“所幸我们现在每天还可以对话,这么多年来对待彼此还蛮认真的,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
多年频繁而稳定的沟通,让唐诺很放心地说出“我们不会忽然不在一个价值观上,似乎不认识对方了”。日常的分歧,多出在一些“没道理可讲”的地方,比如吃饭的口味,唐诺笑说“我退让的时候比较多”。
习惯日常,意味着生活的色彩并不斑斓。唐诺很难回想起一些典型的、难以忘怀的浪漫时刻。“我们谈恋爱时,似乎没有那种打扮得漂漂亮亮、给对方看到最好一面的时候。我去朱老师家,和天心互相看到的都是最日常的甚至是邋遢的状态,多难看都看过。”
朱天文是一个外表温润但性格保持棱角的人,被作家朱宥勋称为“寒脸好强的少女态”。“外省作家”的身份、台湾本土意识盛行和时局动荡,种种细节都让朱天心从心里到笔端觉得不舒服,时常感觉愤怒,而愤怒必须表达,因此,她写出来的文字充满“自我与悲壮感”。
“她的爆炭脾气容不得一点恶人恶事,她能够选择的境遇已不多了,时势人情又一年比一年更迫促,眼看她所热爱的世界一天天荒薄下去,身边的聪明人一天天蒙尘倒下,她比谁都先憔悴得厉害。”唐诺是最早看见与调整这种愤怒的人,于是,他“要扮演很多种角色”。
面对朱天心,唐诺有时是个“过于严苛”的编辑,对朱天心的作品持细致审视的态度,提出建议;朱天心因为某些事愤怒时,唐诺就必须在“亲人和朋友”的界限之间摸索合适的方法。“如果一定要宽解她、安慰她,我想我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这个愤怒和悲伤保留。”唐诺担心一味的亲人式的劝慰,会不会“把魔鬼赶走了,天使也一起赶走了”,浪费了宝贵的写作力量。
更多时候,文学并非重要的话题。他们只是镜头前互相替对方整理衣衫、调整姿态的普通夫妇,有一搭没一搭地调侃,回应对方简单而绵密的需要。唐诺望着不远处同时接受采访的朱天心,“有时候,脑筋不清就能一下子成为夫妻。但要做长久的朋友,反而不那么容易,因为朋友很容易就能离开你”。
唐诺很清楚自己不一定符合朱天心的要求:“说起来可能天心会比较不满意吧,毕竟我这个人不爱出去,也比较不好玩。不过,我还是陪她去了三十多次京都。”
《三十三年梦》的第一篇就是这一家关系的集中描述,写了谢海盟在《刺客聂隐娘》剧组工作,唐诺与朱天心去京都探班的经历。那时谢海盟已有三年没跟朱天心说过话,在京都见面依然不开口。但碰见唐诺,有说有笑。朱天心只能望着两个人的背影发呆、黯然。
对于谢海盟的教养问题,唐诺有身为父亲的远望姿态,多少落下了“你怎么都不管”的埋怨:“我跟海盟的相处,并没有她妈妈跟她那么绵密。有点像男生对男生。”朱天心会焦虑于谢海盟的各种倾向,而唐诺只希望谢海盟在“对的、舒服的空间里就好”。
朱天心的焦虑,在于谢海盟的跨性别观念与行为。唐诺对此始终保持宽容。“以前海盟经常痛经痛得满地打滚,现在慢慢治疗后,最近停经了,她很兴奋。”说这句话时,唐诺脸上也似乎能看到一种重生的喜悦感。
谢海盟的写作速度和数量,让母亲朱天心、大姨朱天文两位小说家前辈称奇。朱天心曾开玩笑说,“能不能让盟盟借我们二十万字”。但谢海盟多写少发,攒够几十万字仍然觉得不满,时常拿去院子里烧掉,如她所说,“文学是为自己负责的东西”。
唐诺也不大关心她写了什么、烧了什么:“我不过问。写作这件事,很多时候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但谢海盟之所以写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拍摄侧记《行云记》,是唐诺在电影拍摄到一半时的建议。
谢海盟曾说,台湾的年轻一代习惯盯在细枝末节上,“已经没有什么觉得应该坚持的事情,什么都是‘没关系’”。对于年轻人流行的“小确幸”,唐诺认为并没有对错之分,因为过去是一个“被迫相信太多”的时代。“不管是社会还是学校总是希望你相信太多的东西和价值。”他希望新世代把考虑问题的跨度拉长:“生命不是只有一年两年,如果你用十年二十年的角度看,还是不晓得会不会有别的变化,会不会出现新的人让你改变想法。”
唐诺不曾急切地细想“最合适的家庭的模样”,人生选择多元,并不需要去想什么最合适。就像他陪朱天心去京都旅游后的感想,“并不一定树要砍掉,并不一定路要拓宽,并不一定老房子要拆”。有评论称,两人最令人艳羡的在于,“志同道合,内力和功底相当,能在这个浊世保持同步一致的淡泊心”。
说到家庭,唐诺的眼睛总是笑出细纹:“我很少去想象什么‘理想中的样子’,我很爱我窄小狼狈、破破烂烂的家,我爱我的家人。”正如他所写的:“跟美好而且其乐融融的家人相处用不着焦心讨论,更不必化为各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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