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壬辰年（1892）的夏天，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一位正五品的小京官获得浙江恩科乡试主考官的肥差，他与随从浩浩荡荡打着钦差的旗号顺着京杭大运河南下。

此时，正在绍兴丁忧（母亲去世回家居丧三年）的内阁中书周福清知道了这个消息。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进士。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此年正好要参加恩科乡试，老周便动了心思。他出面，带着绍兴马、顾、陈、孙、章等五家秀才的诉求，去找殷如璋打通关节，好让这些秀才中举。

七月二十七日，殷钦差的官船抵达苏州码头，周福清的船早在两天前就等候于此。周福清拟好一封书信，里面有考试暗号“宸忠”“茂育”。也就是说，只要殷如璋看到这几个词，就是受托之人，点出来中举就是了。另外，信中还有一张写着“洋银一万元”的纸。

老周派下人陶阿顺前往送信，他嘱咐说，先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殷钦差接见时再递书信，如果钦差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缺心眼，把主家的嘱咐忘记得一干二净，到了官船就把名片、书信一起递了进去。

恰好这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聊天，他看到名片、书信大概知道什么事，但有他人在并不好当场打开，就把信放在一边以示不在意，并让送信人回去。谁知道陶阿顺当场就嚷嚷：此信关系银钱，怎么不给个收条？

这还了得，殷如璋气急败坏，立刻把信让副主考打开，结果事情败露，周福清也因此锒铛入狱，差点丢了性命。这位周福清不是别人，正是大文豪鲁迅的爷爷，这也是周家家道中落的开始。

在这样一起科举舞弊案中，周福清、殷如璋由一些看不见的规则勾连在一起，假如没有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事情可能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办成了。科举舞弊在古代历来是重案，一旦发现，掉脑袋司空见惯。干系如此之大，周福清凭什么敢请殷如璋帮忙，殷如璋又为什么有可能帮忙？

“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通关秘笈。

费孝通总结传统中国是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通关秘笈。

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发生的科举舞弊案，是典型的熟人关系引发的案件，通过分析这个案件，可以从中了解熟人社会的熟规则。

1.殷如璋是能够左右秀才中举的乡试主考官，这是他的背景。按照学者洪振快的说法，这是古代官员的“合法福利权”。

2.周福清与殷如璋是同年进士。同年进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同学，在古代的官场上，这是一种强关系的朋友圈，我们姑且称为“强圈”，在官场上互相照应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当殷如璋看到名片之后也就心领神会了。

3.即使是熟人，周福清也需要送上一万块大洋打通关节，以图完成“利益互换”。这是熟人社会中利益流动的默契。

4.信任。“强圈”的规则更加紧密有序，因此也有更高级的“信任”。陶阿顺打破了这种信任，因此造成了殷如璋为了自保而“拒绝”。

无独有偶，明末名士张岱的叔叔张炳芳身上也发生了相似的事。张炳芳时为明朝崇祯年间首辅周延儒的心腹幕僚，一次，广东巡抚许芳谷派人送了一万两银子给周延儒，委托张炳芳为中人。这差官着急要回音，径直找到周延儒，周过问此事，张炳芳回答：“这名广东差官做事不靠谱，现在纪委（锦衣卫东厂）盯得那么紧，您要赶紧打发他走。”周延儒十分赞同。

过后，张炳芳写了一封书信封好，让差官带回广东给巡抚大人，信中实际上是将事情和盘托出，建议杀了这个办事不牢靠的差官，结果许芳谷果然立刻斩了差官。日后再去贿赂的人，钱一交人就走，没有再问的了。

两个案子非常相似，都是破坏了传统社会中的潜规则。在后者中，因为牵连的是当朝首辅，所以使用的手段更加狠辣，直接杀人灭口。陶阿顺的幸运也许仅仅在于事情当时就公开了，他被抓住送官，因为是重要证人，因而得以保全性命。

熟人社会与契约社会最大的不同是，熟人之间的诉求和应承很多情况是没有契约保护的。

“强圈”“利益互换”“默契”“拒绝”，殷如璋与周福清之间的背景与关系构成的规则，我们将其称为“熟规则”。它是调节熟人社会的规矩，熟规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潜规则之一。

1.互利。熟人社会中首要的熟规则，是互补性的关系，比如上面所说的殷如璋有权力提供“合法利益”给秀才，这便构成了殷如璋可供交换的利益。

在地位与能力对等的情况下，熟人间会在关键时刻相互提供利益输送。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但一定是在关键时刻。平时他们一般会通过礼尚往来维持关系。

在互利的规则中，利字是当头的，可以把它解构成出让的权力或利益，这是熟规则的元规则，是利益交换的源头。

在中国的官场，权力寻租是历来有之的元规则，直到今日仍未改变。

2.朋友圈。熟人社会首先是由各种各样的圈子组成的，比如传统中的四大关系：同乡、同窗、师生、亲戚。

要想在熟人社会中获得利益必须获得他人认同，你必须是某个朋友圈里的人。这是一条重要的熟规则，在圈子里可以获得其他熟规则的利益。

相比而言，亲戚、同窗、师生是强关系朋友圈，因为里面有着血缘、地位认同和价值认同等附加值。它比普通关系，诸如同乡、同事、邻里等更具黏度，这些相对之下称之为“弱圈”，“弱圈”中的利益交换相对较难实现。

但“弱圈”的关系也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交往，诸如吃饭喝酒、攀关系送礼等，混个脸熟之后升级为“强圈”。

3.面子。在熟人社会中，每人可以根据自己所占社会资源大小获得面子，这是与他人利益交换时的筹码。

面子大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利益给别人时也能以小换大。反之，面子小的人就得以更大的利益换取他人的帮助。假如面子小的人帮助了面子大的人，则会增加自己的面子。

面子可以根据官职高低、富有程度、关系多寡框定大小，但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学识、智慧等也可以带来面子，一位教书先生也会在一定范围内有面子。

面子大的人有时候也要照顾面子小的人，有时候熟人之间不求对方帮忙，还会遭受非议。

4.送礼。通常是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求助时需要遵守的规则，也是利益交换发起者通常需要做的事。

在周福清的诉求中，显然是他处于低的地位，要向地位高的殷如璋发起照会（送名片），主动邀约对方帮助。所以他准备了一万块大洋来送礼，这份礼在当时应该足以支付他的诉求交换。

送礼，可以送钱，可以送东西甚至送人，具体如何操作，学问非常大足以成书，在此就不赘述了，它构成了利益互换中重要一头。

5.拒绝。利益互换并非谁都可以进行，有几种状况可以拒绝。

第一，衡量对方是否有朝一日给予你同样的方便。如果不能，则要拒绝，一来避免自己资源无法得到回报，二来维护自身资源的价值。

第二，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利益交换邀约，必须拒绝，就如殷如璋对待周福清那不成器的下人，他不但及时拒绝对方，还把熟人周福清交出来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拒绝并不能总是使用，要根据自己的权力与能力酌情使用，如果经常拒绝，则让你失去他人倚重的交换价值，从而削弱自己的面子。

6.信誉。信誉是熟规则中具有相当分量的规则，熟人社会与契约社会最大的不同是，熟人之间的诉求和应承很多情况是没有契约保护的，个人信誉是完成彼此交换的凭证，也是黏合熟人关系的胶水。

在地道的熟人社会中，信誉非常重要，就如殷如璋，假如陶阿顺不嚷嚷，他收下钱财与委托后，把事办成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他要用信誉为自己在熟规则中建立面子，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交换机会。

也有人收了礼，却以各种理由拒绝，还不愿退还，这将让他付出信誉丢失的代价。这在传统熟人社会中是极大的代价，会严重削弱他的社会地位和面子。

信誉在熟人社会中还有一种延伸是做生意，过去做生意熟客之间以个人信誉为凭证，甚至不需要订立字面契约，这种口头信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人的信任基础。

熟利益与熟伤害成为熟规则的正反面。

熟人社会的关系网可以给个人带来相应的利益，我们称之为“熟利益”。

往小里说，熟利益可能只是方便或者十分微小的利益所得。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亲戚邻里之间通过互助建立了熟人关系，比如互借食物、佐料、酱油、醋，等等。这应该说是熟人社会积极的一面，因为在小社区范围内，这种互助可以解决小问题，为彼此提供守望相助的安全感和方便。

但更多的熟利益是建立在对社会正常规则的基础上的，简单的熟利益还有为熟人带来的方便、便宜、优先甚至经济好处等。

比如在我们熟知的生活中，去政府机关办事、去医院看病、坐火车等，通过熟人可以更快更方便地获取所需。打尖，夹塞，获得更好的服务与照顾，为个人节省时间、精力甚至经济成本。

这一类的熟利益看似很小，但在资源相对紧缺情况下，是通过打破社会正常规则带来的。比如到了春运时，通过熟人搞到一张火车票；比如去医院通过熟人可以挂上号，可以得到住院床位。

往大里说，对于殷如璋与周福清的利益交换，牵涉到国家选拔人才制度，教育不公在直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中是非常致命的，会为整个统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朝廷才会对此严厉惩罚。

“熟伤害”是在熟规则和熟利益的影响下带来的伤害，又分成两种。

第一类伤害是针对熟人以外第三者的。因为熟规则以破坏社会游戏规则为代价为人带来熟利益，根据社会资源守恒原理，某些人获得熟利益，那其他人的利益必然会因此受损害，由此产生了熟伤害。

这种不易察觉的“熟伤害”其实是对社会公义与利益的挑战，它的顽固存在会对社会带来长期伤害。

第二类伤害是针对熟人社会中的个体，利用熟人之间的信誉、面子进行伤害。比如以熟人间的信任为基础，进行商品推销、传销等方式获得商业利益。将价高质低的商品卖与熟人，俗称“杀熟”。

现在又出现了“奸熟”，前不久发生的某报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的案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据有关统计，目前社会上有80%的强奸案都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

还有就是借熟与赖熟，向熟人借钱然后赖账，等等。

无论是哪一类熟伤害，都已经对现代社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社会公义、政府权利与义务都被熟规则所害。

现代社会讲究法治与契约精神，现代社会通过城市化和新型的社交网络重新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着曾经对每个中国人影响深刻的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