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又见刀郎。
一袭黑衣,标志性的帽子。神秘依然。
但面对媒体时则坦诚了许多,有“心里话”要倾诉——不难理解,有些人活着活着就活明白了。面对追光灯,刀郎耐心回答,虽汗流浃背,却顾不得擦。媒体也很“捧场”,在关于即将到来的“刀郎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后,迟迟不离去。
“刀郎复出了!”这次刀郎2011年演出会,被看作是他复出露面的一个标志。5月21日,他将在北京万事达中心(原五棵松体育馆)举办演唱会。这也是他首次在国内举办大型个唱,并将拉开他出道多年来的首次全国巡演。
刀郎过气了吗?
显然,在刀郎那里不是问题。因为他对于“红不红”,已经想通了。能做到这一点,颇不容易。
刀郎的受众群体是谁?
媒体说法是“上至官员、老板,赵本山、小沈阳这样的明星,下至一般草根阶层都有大批刀郎的歌迷。”总之,人人能哼唱,或许也招某些音乐人的嫉妒,那是一定的。
刀郎能否延续他的奇迹?
或许,他的歌迷要与他一样,拥有一颗“想通了”的心。
总之,能见到刀郎,刀郎还在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这种邂逅的感觉,万般重要。
2007年我想通了
《新周刊》:和十年前相比,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刀郎:十年前更多关心自己的内心。最开始只想做好音乐,没其他的想法。2004年开始要面对很多与音乐无关的事,有些迷失了自我。也开始调整,到2007年逐渐好转。现在理想少了些,更务实了。主要考虑在做什么,目的是什么。
《新周刊》:当年刀郎以神秘形象示人,是主动选择还是天性使然?
刀郎:被标签化。2004年1月6日在新疆召开音乐发布会,按照传统唱片营销模式邀请当地媒体参加。可能被标签化容易辨识,所以打上了神秘的符号。被媒体和歌迷捆绑了,也没有心思解释。
《新周刊》:你内心什么时候由封闭走向开放?
刀郎:2007年。
《新周刊》:哪儿想通了?
刀郎:我也天天追问自己。之前认为写首歌,出张专辑,大家喜欢就够了。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质疑、批评,甚至还有人身攻击。有段时间彻底不看电视不上网,也不看报纸。一切和自己的理想相差太大。上舞台也不自信。2007年想通了。
《新周刊》:当时有种说法:“刀郎一个人拯救了唱片行业”。大约发行了多少万张?
刀郎:大约270万张。
《新周刊》:现在回头怎么看这段经历?或者和唱片行业的关系?
刀郎:70年代做音乐的人都有出张唱片的梦,让大家听到。基于音乐人的渴望,恰好赶上社会转型期,比如网络对传统唱片行业产生了摧枯拉朽的破坏,成全了梦想。具体什么关系,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
盗版提升了我的名气
《新周刊》:有人议论刀郎是不是没钱花了才出来做演唱会,你怎么看?
刀郎:和有没钱花没太大关系。靠版税靠数字业务,创作人拿到手里的钱真的很少。我要生活,也要工作。无论做音乐,还是做幕后,唯一的办法只有演出。演出是收益直接来源。
《新周刊》:现在一些作家和音乐人跟百度打盗版官司。你怎么看盗版对音乐行业的损害?
刀郎:现在是转型期。分娩时的阵痛,要流血的。没有互联网,也有盗版。一个巴掌拍不响。音乐人没成名前特别渴望自己的作品广为传播,不要钱都可以。成名了又希望从作品有所收益。前后矛盾的心态造成了盲点,形成可趁之机。刚开始必须有人做殉道士,与听众谈论下载收费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仅是音乐行业,也是全行业规范,包括互联网、文化市场、演出市场的规范,乃至明确孩子们的是非观念。
《新周刊》:在卡拉OK听人免费唱自己的歌什么感受?
刀郎:没什么感受。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环境长大的。一首歌传唱下来,习以为常。突然有一天知道可以拿到钱,我想不通。
《新周刊》:盗版是否提升了你的名气?
刀郎:有。现在盗版,给钱都不做。是给钱请人盗版发行都没人做。互联网太快了,轻轻一点,两分钟不到一首歌下好了。一方面盗版在某种程度加剧了我在全国知名度,另一方面我损失了很多收益。专辑《喀什格尔的胡杨》是典型。《刀郎2002》之后打破了唱片行业常规,先见钱后见货。行业所有人都不干了。
我处在我想要的生活状态
《新周刊》:怎么看待原唱和翻唱?
刀郎:有个木匠雕木头美女,画家涂上颜料。一小伙子迷上了木头美女,天天对着她唱歌说话,最后雕像活了。三个人争论到底属于谁,木匠说是他雕刻的,画家说是他涂上颜料的,小伙子说是他复活的。创作一首歌曲,遇见对的歌手,歌曲会焕发生命。只能完成谱曲,算是歌手。超越了谱曲,二度创作,才是歌唱家。
《新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的音乐类型?流行?民谣?
刀郎:更愿意定义为民谣。喜欢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最真的感情,一定要真真切切。
《新周刊》:你现在处于理想的生活状态吗?
刀郎:是的。现在每天早晨跑步一小时,休息一会再游泳,回来练歌背歌词,结束后健身一小时。晚上十点前强行自己上床睡觉,但几乎辗转反侧到三四点才能睡着。我认为理想的状态是一间房子,有个老婆,两个孩子,不用上班,也不要太多钱,想去哪儿都有空,也有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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