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史传是王希孟唯一的一幅画，创作于北宋年间，呈现出诡异的透视效果。为什么北宋年间的画会有透视效果而过后没有延续？这种透视和西方的透视有什么区别？

在出版机构理想国和土豆合作的《看理想》系列视频之《局部》录制现场，陈丹青讲解画作。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办人刘瑞琳看来，《看理想》的视频并非简单地将文字或图书的线下讲座搬运到新媒介上，“比如陈丹青讲《千里江山图》，这种对比的手段和线下讲座的PPT背景不同，会让你和作品之间有更多互动的可能，这是纸质书无法实现的”。

从事出版多年，刘瑞琳常常遗憾：有的作者明明令人感觉非常立体，而纸质书却无法发挥出所有的特点，“于是我们就想，是不是还可以尝试其他手段”。刘瑞琳想到了多年的作者和老朋友，拥有多年电视经验的梁文道，而土豆的文坛把梁文道介绍给了杨伟东，说：“梁文道想做一些和年轻人相关的事情。”

“想给年轻人做些有营养的东西。”

“土豆最主要想做的就是年轻人文化品牌。”土豆总裁杨伟东记得第一次见面，聊天时间从原定的1小时延长到3小时。梁文道说：“那你应该和我的合作伙伴刘瑞琳聊一聊。”第二次见面约在“理想国”的办公室，杨伟东和刘瑞琳的团队见面，彼此都感觉谈得很投机。

除了初期投入资金，土豆为《看理想》视频节目注入了更新鲜的互联网血液，比如节目时长、什么话题以及用什么方式讨论，会在网络上更具有关注点。“比方说，一本书可以有20个角度，那么，选取什么角度讲，基于对以往数据的了解和归纳，我们会有一些反馈。样片拍了好几版，第一版出来，信息量太少。”杨伟东的分析是，电视节目内容稍纵即逝，所以一个节目可能就两三个信息点，反复讲；但互联网视频是点播模式，可以反复观看，看不懂可以往回拖拽，这是之前电视台做节目不太会考虑到的问题。

“但在拍摄手法和形式要求上，我敢说比电视要求更高。大家现在总是本能地觉得，一进网络，视频就会更随便。这种趋势是存在的。但网络上也有很精致的东西。”除了文本，梁文道希望影像语言也能具备一种力量。

在他主讲的《一千零一夜》中，他的规划是这样的：“整个节目会构建三种状态：一个是日常世界，比如我总在晚上七八点在马路上或公交站或地铁里做节目，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然后构筑出第二重世界，一旦有一个我这样的人，开始在这样的世界里读书说书，这个世界开始有点变形，变形成超现实的世界；第三重就是进入那本书里，那个世界是比‘一个人站在马路上给人讲书’还要异常的世界。所以，每一个10分钟都是一个把自己从日常生活抽离，但又回来的状态。”

主持人的确定可能因事找人，也可能是因人设事。

很难统一地界定究竟哪一刻可以视为合作的开端。“想给年轻人做些东西”以及“对做有品质的东西的坚持”的理念，令大家一拍即合。

2015年4月将在土豆首批上线的节目包括：全新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以画家之眼观看艺术杰作中为人忽略的局部的《局部》，以及透过台湾流行音乐讲述台湾历史与青年文化演变的《听说》。主讲人分别是梁文道、陈丹青和马世芳。

除了担任主讲之一，作为总策划，梁文道要亲自撰写节目名字、宣传文案、宣传片剧本，并为节目定位、结构形态、表现手法等负责。主持人的确定可能因事找人，也可能是因人设事。“我通常是想到要做什么于是去找到人，或是找到一个人，从他身上研发出节目类型，然后去跟他商谈。”梁文道说。

但梁文道又觉得，首批视频的主讲人是特例，很难说清究竟“觉得陈丹青和马世芳合适”和“想做一档艺术或音乐的节目”这两个念头哪个出现得更快一些。

梁文道说：“现在一说到陈丹青，大家更多觉得他是中老年愤青。但我跟他那么熟，知道他对艺术一直有要表达的想法，关注艺术史上很多比较次要的作品和被人忽略的细节——所以，一想到要做艺术节目，这个念头和邀请他的念头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还有马世芳。“我们想有一个流行音乐节目，很自然就想到马世芳，他有那么好的人文素养，很难得见到这样的DJ。”

“不要瞧不起年轻人，不要瞧不起你的受众。”

“在做节目前，判断受众接受能力，往往倾向于往下估计，比如电视台要做一档节目，都想找最大众的群体，那么最大公约数一定是最底最底的东西：黄赌毒或者狗血的东西。”从事媒体工作多年，对大众媒体中“向下走”的趋势，梁文道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这样，这世界上还是有些人，想得到一些什么，提升一下自己——就娱乐来说，《泰囧》也是娱乐，伍迪·艾伦也是娱乐，但后者的笑话是有门槛的——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应该都存在，但在大众媒体中，它永远都是往下走。”

成功经验也是梁文道自信的来源之一。“当然，我们也许可能会失败，被证明是过度天真乐观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有经验，就像那天在发布会上说，过去我常常逆着公司或其他人的意思去做一些事儿，结果发现也不至于太差。比如我们当时有个午夜节目，我改成了文化脱口秀，请了几个作家，当时很多高层都反对，认为香港市场的午夜时段只适合讲黄段子和鬼故事，但我不管，就这样做。那个节目在我离开电台这么多年，现在还是收听和营收最好的前三档之一。”

刘瑞琳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比较精英、高端、文艺的都是小众：“我从来不觉得，哪个时代关注高端文化的太少了或太多了——对我来说，就是口味问题，我们按照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呈现出来。从书的反馈来看，这几年以来，人比从前更多地意识到精神诉求的重要性。”

这和梁文道的看法不谋而合。“今天社会已经变了，很多人是希望往上提升的，希望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

在梁文道的构想中，通过节目，他和年轻受众群体的互动既紧密又疏离：不一定要车水马龙，但一定要黑夜，在路边或是公交系统，因为那是很多年轻人看视频的环境。“我希望他发现我跟他们在同一个环境出现，你在这么正常的环境坐在地铁看视频，看到我也在地铁上，但我们节目在这个环境中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然后就抽离出来。” （感谢文坛、孙瑞岑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