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艺术充满了偏见的经验和感受，是那些从昆明出发的艺术家塑造的。

1996年，我认识了毛旭辉，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回昆明开上河会馆的叶永青，还有寒暑假常常出现在上河会馆的张晓刚。

直到2014年9月底，观众都可以在韩国大邱美术馆看到张晓刚30年来的创作历程。那里正举办他在亚洲的第一个大型回顾+新作展“Memory+ing”，展出从1983年到2014年的111件作品。他担心雕塑在运输过程中颜色被碰掉，提早一周就带了颜料赶到大邱布展。

2009年“史记”、2010年“16:9”、2012年“北京之声——张晓刚”、2013年“张晓刚：纸上油画作品”、2014年“Memory+ing”，我很幸运，每个展览都在场，也看到每次展览张晓刚的状态。前几个展览他是兴奋开心，而这次大邱的展览不同，很多作品是从藏家家里借来的，与他也是久违了。他看着30年来的作品，不知为什么这情景让人伤感。

“回头看，艺术就是一种宿命。这话有点矫情，但我做不了别的，只能认命。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有什么不敢？没有。这个年龄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的标准降低。也许从中国传统的观念讲，降低一点、往后退一点就宽阔了，舒服一点。但我不降低，我希望保住年轻时候的梦想，那个水准。”张晓刚说。

在大邱美术馆空旷的展厅和《大家庭》No.1、No.3、No.12面对面，震动和感动难以言表。这些画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了快20年，诠释已经泛滥，喧嚣归于平静。那些被艺术家高度抽象了的中国面孔，经过了时间，在今天的现实里晶莹剔透，动人而美好。第一个公众开放日，“Memory+ing”创下了大邱美术馆首日售票纪录。

1999年，我在复旦大学进修，秋天的时候上海举办首届艺术博览会，毛旭辉、叶永青、张晓刚都来了，那一次才算真正认识张晓刚。

那年12月，我和香格纳画廊的劳拉去北京玩，就住在张晓刚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个住所，干净明亮的两房一厅，用潘家园淘来的小旧桌子当茶几，宜家的沙发和书架，日常用品摆放整齐。每天早晨我和劳拉总是起得很早，小声开着音乐，学他喝速溶咖啡，一边读一本薄薄的小书《90年代》。那本书讲了昆明艺术家的友谊、思考和艺术，还写到云南的圭山，这本书一下子让我感到可以和艺术离得那么近。

快中午时，张晓刚起床喝咖啡，教我们煮面。下午我们跟着他到工作室画画。他的工作室是两间方方正正很敞亮的教室一样的房间，四周放着大大小小的《大家庭》，我们看着他如何把眼角的泪珠当作最后的高光画上画布。

几乎每一顿晚餐都有聚会，我和劳拉作为远方来的朋友总是一同前往。陈文波家里的上海大闸蟹、马六明请客的小餐馆、卢昊的新家暖房party、丁武的牌局……晚餐后毫无例外地要去酒吧，歌手、演员、唱片公司制作人、作家、京城有名的交际花、漂亮女孩、酒杯、音乐、灯光……真是繁华啊！

1999年是张晓刚作为职业艺术家开始北漂的日子，首都弥漫着华丽的世纪末情绪。80年代的磨难造就了他，90年代的喧嚣成就了他。这么多年在名利场里，他有应付不来的时刻吗？

2010年世界杯，大伙儿在创库看完开幕式直播，大毛弹吉他，有人唱了《小路》、《山楂树》。我心里偷笑：这些艺术家画画的时候要听鲍勃·迪伦、莱昂纳多·科恩、平克·弗洛伊德，聚在一起喝酒却唱《山楂树》。

那天大家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往事。张晓刚说：“在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夜夜喝醉，醒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回想起来真是可怕。”接着他说：“而你认识的都是成功艺术家。”

是的，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成功了，过了最迷茫、最彷徨、最痛苦的艺术发轫期，带着光芒和创伤，也带着和魔鬼交换过的合约走在自己选定的路上。“人生的选择无法完美，唯有艺术能使我们永远生活在期待里。”张晓刚说。

大邱展览VIP预展之前的整个下午，张晓刚都在接受媒体采访。韩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问他：“你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说：“希望女儿今年顺利考上她喜欢的大学。”记者不甘心，反复追问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梦想。他想了想说：“我已经很幸运了，只希望可以一直画下去。”

张晓刚一直特别小心地保护自己做艺术的状态。2010年第一次做心脏支架手术后，医生叮嘱他不要抽烟、熬夜、喝酒。现在他虽然烟不抽了，酒也喝得少了，可还是常常熬夜。他说不能让身体不好，也不能让身体太好，因为这也是一种状态。

大邱美术馆的展览开幕后，张晓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三年来第一次喝醉了。又戏仿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写道：“一个学画的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办一个回顾展就知道了。”

18年来，我一直是昆明艺术家的乡亲和粉丝。由对这些身边艺术家的好奇开始，试着理解艺术。有时艺术像一只奇幻的手，推着我轻轻越过平常的日子，眼角微湿地在另一个时空梦游一刻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