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的提出者、一生为巴勒斯坦独立而奋斗奔波的巴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里这样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绝对不会被弄错的穆斯林的姓，却跟着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英国式的名字……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文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份的人。”

《格格不入》原题为“Out of Place”。我绝不敢把自己同萨义德相比较，但out of place确实洗练地概括了我出国至今的感受。

我自十六岁读高一时赴加留学，到现在在韩国工作，数数刚好七年。七年前，我为自己要远赴他乡而深深难过；七年之后，我却越发模糊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高中毕业时，我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信：多伦多大学和女皇大学。多伦多大学是老牌国际名校，排名上遥遥领先于女皇大学，但我偏偏选择了国际学生不多的后者，想通过环境来硬性“脱中入加”。

我并非鄙夷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只是心里觉得，出了国就该过国外的生活，老是在国人圈子里混，怕是前途堪忧。更何况，当时正值青春期的我自视甚高，总想跟刻板印象对着干。

大学开学第一天，我孤身一人提着两箱行李，看着别人的父母运着一车东西送他们的孩子入住，顿觉所谓外国孩子独立自主都是瞎扯。夜幕降临，所有新生差不多都已到齐，我发现当初选择女皇大学的目标实现了：我成了整层楼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女皇大学不仅中国人少，其他国家的国际生也少，甚至加拿大本地的少数裔学生也少。我在校那几年，白人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九成。我选择的政治系，大学四年，我只见过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大一一整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宿舍、饭堂、课室，清一色的白面孔让我走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身高偏矮、体形瘦弱、口语不好，每逢与人交流，话还没出口就先感到自卑，还总因为紧张导致声音过轻，即使说了对方也没听到，时不时的口吃让我一句话要几遍才能说圆。每次与同学或教授的交流都让我觉得身处考场，在心里嘀咕着自己这回表现得怎样。

现在我意识到，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根源都在于自身。我总觉得会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英语不流利而遭到歧视，但实际上最先歧视我的是我自己。我打心底相信，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文化和语言的主人，而我不过是在此作客。

我陷入社交困境，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大一刚入学，学校举办新生舞会，要求半正式着装（semi-formal），我穿着运动裤和卫衣赴会。到了舞会，舞没跳成，尴尬之余，饮料倒喝了不少。Facebook上传的集体照里，十余名衣着光鲜、面色红润的大学生分两排在中间，而我，黑色卫衣配黑色棉裤，脚踩一双三年前购买的运动鞋，面无表情。干瘦的我站着跟别人坐着一般高。

我一身运动装去舞会的理由有二：第一，我没搞清semi-formal的意思；第二，除了运动裤和卫衣，我没有别的衣服。大一，不论是上课还是见朋友，我都穿着同款衣服。甚至那年暑假，我去市中心的时装店面试时也是运动装打扮。

跟运动装的缘分始于我刚到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逛了一个连锁折扣商场，里面的杂牌运动装纯棉、宽松、舒适，而且廉价，我未多加思考便掏了钱包。那天，我买了三件衣服：一件带有白色条纹的黑色卫衣，一件印有“CANADA”字样的运动长裤，还有一件印有地狱之门图案的T恤。

大概是因为穿了十年的校服，那时的我不仅对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缺乏想法，更是看什么衣服都觉得顺眼。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在我出国前留下的一句话：“愿你做一个内心充盈的芒果人。”

“香蕉人”在维基百科里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名词”，最初用来调侃那些只会使用西方语言却不懂中文的华人，取其“外黄内白”之意，即外表是黄种人，内在却像个白种人。

且不论这个词本身带有“西方人等同于白人”的过时偏见。和不少国人一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在国外出生长大、看上去已完全西化的ABC (American-born Chinese)或CBC (Canadian-born Chinese)时，也有点瞧不上他们。中国人怎能不会说中文？父母又怎能任凭自家孩子忘了自己文化的根本？

我遇到过站在中国超市停车场的一对母子，母亲用中文唠叨孩子的种种不是，孩子在用英文反驳。那段时间，我在阅读龙应台关于母子关系的散文，我在笔记本里写道：“很佩服龙老师的教子方式，孩子们即使是混血，也还会讲汉语。”

这种看法后来一想也不尽然。在加拿大出生长大自然是加拿大人，上加拿大的学校、交加拿大的朋友、看加拿大的电视。我们既然不指望欧洲移民的子女会说德语或意大利语，就不该要求华裔加拿大人会说中文。

真正想要“完全西化”的华人少之又少。浸泡在西方社会里的东方家庭不想成为二等公民，同时也不希望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视角被主流文化稀释，他们的身份认同尤为复杂。更何况，中文不好以至于和家人情感失联的苦处，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在国外待的时间一久，我对中国的近况越发感到陌生，对那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自己也越发感到疏离。去年，我停用了微博，对中国的新闻接触更少，中文只有在和父母通话时才用得上。读朋友圈的文章时，常会产生“啊，原来现在流行这个”的感慨。我变得不擅长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想法，独自一人时，甚至常会发现自己脑子里用的是英语。往年春节，即使不在电视上看春晚直播，我也会在微博上刷评论。而今年春节，我甚至忘了春晚这回事。

但我深知自己的中国根。即使是对中国缺乏直接接触的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彼此间也有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共同记忆。不久前，我和一个在芝加哥出生长大的华裔朋友聊天时，偶尔提到了儿时每逢暑假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游记》，他听后突然哼起了1986年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旋律。

同时，我又对祖国感到陌生。以前的我从未疑心过自己的身份与根基，现在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在加拿大人或韩国人中，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他们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而回国后，不管是少年时的同伴还是亲戚，我总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

在我前往加拿大前的那个周末，为我送行的朋友们给了我一本写满祝福的笔记本。里面除了他们的文字，还有老师们的留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在卷首留下的一句话：“愿你做一个内心充盈的芒果人。”

“芒果人”是毕淑敏在《芒果女人》里提到的一个概念。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讲，“芒果皮是黄的，瓤也是黄的”，即使人在国外，也有一颗思念祖国的心。

祖国占据了我二十余年人生里的十六年。她是我人性的底蕴，造了我的脾，也养了我的性。但对我而言，我没有特别关心她的发展与阵痛。自私的我，单纯地想念着我的小家。

外公从一个城镇飘到了另一个城镇，父母从一个省份飘到了另一个省份，而我，则从一个国家飘到了另一个国家。

今年1月底，我在釜山的地铁站偶然看到一则韩国男演员孔刘代言的广告。山水田园风光的背景前，一老一少相视而笑，陪衬着中间清白娟秀的几行谚文。文字大意如下：“几千年前起，行孝之路就只有一条；几万年后，行孝之路也只会有一条——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孔刘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广告受众估计也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中青年。和他们相比，我的父母还未老去，但不知道为何，这则地铁广告至今让我难忘。

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里写道：“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

若干年前，当我们一家人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时，我总爱把父母在饭桌上的谈话当成耳边风，风卷残云般填饱肚子后，急不可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天天在一起，即使彼此不谈心，也未感寂寞。

但现在，我和父母漂洋过海的通话省去了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谈天方式与内容反倒多样起来。出国前，我和父母能连续聊上十分钟已属少见，而现在，电话一通就是数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我迫切地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异国独自一人也过得很好，想让他们知道多少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当初送我留学的决定是对的，想让他们宽心，想告诉他们我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能独当一面了。

一家人天各一方的感觉就好像时间本身被浓缩了一样。一年见不了几次面，见几次面就过了几年。我忘不了在釜山看到的那则广告，原因大概如此。

我的外公是浙江江山人，青年时期便离开了家乡，在浙江松阳县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会说一口介于江山话和松阳话的四不像口音。我的父母都是松阳人，父亲经过数次复读考上了大学，却不知道那所大学竟在广州。二十多年前，母亲刚来广州，第一次打电话到父亲单位，却被他同事一口广东话吓得挂掉了电话。

外公从一个城镇飘到了另一个城镇，父母从一个省份飘到了另一个省份，而我，则从一个国家飘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三次移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我们适应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但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从此变得和原来不一样。

我的外公既是江山人，又不是江山人。我的父母既是松阳人，又不是松阳人。而我，虽是中国人，但又不觉得加拿大人或韩国人是外国人。我对三个国家都感到熟稔，同时又都感到陌生。“飘二代”如我，也许仅仅是在继续人类长久漂流的传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