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浪而去。”
1908年，蒋梦麟（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负笈西行之前，郑重其事地去理发店把辫子剪了。留学对于那一代中国人而言，是“治心的方法”（鲁迅语），是救国的途径。
等到千禧年，去大城市飘成了中国年轻人的常态。他们在各大城市闯荡，体验着中国人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由此，《新周刊》在2000年提出了“飘一代”的概念。
如今，“飘一代”的孩子们也开始飘了，只不过，“飘一代”是在国内大城市辗转打拼，“飘二代”则飘向了世界各地。2016年，即将赴美留学的90后王若冲写了一本书，就叫《飘二代》，呈现的是一个非北京人在京的求学生活。
与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不同，“飘二代”早已通过互联网或亲身游历体验过国外生活，也经历了层层留学考试的选拔，他们出国时的心境，与蒋梦麟当年可谓大相径庭。他们不再肩负国家公派的责任，面对的是进一步深造与自我实现的抱负。他们学术能力、才艺兴趣与公民素质兼备，展现自我的舞台没有国界。
“飘二代”背后，是牵挂又纠结的中国父母。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了54.45万，比2015年增长了3.97%，其中自费留学者有49.82万人。从1978年开放自费留学，到2016年年底，我国共有458.66万人走出国门，实现了留学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以出国读硕、读博为主，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不少跳过高考、中考乃至小升初考试，直接到国外接受教育。
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门户外放报告（2016）》，2015—2016学年，从中国走出的54.45万名留学生，有32.85万人到了美国，其中41.28%是本科在读的学生。而世界教育服务社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美国的K-12（幼儿园至高三）中国留学生共有34578人，比2011年（8857人）增加了三倍。
“飘二代”大部分来自中产以上家庭，负担得起较高的留学费用。仅学费一项，他们每年就要向美国大学交纳4万至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万至33万元）。为了让孩子赴美留学四年，一个家庭至少要准备100万元人民币。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笔钱花得值，有些父母就很纠结，既希望孩子有出息，于是把他送出了国，又不希望孩子太有出息，以至于他留在了国外。即使孩子学成归来，洋学历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抢手的香饽饽了。
留美8年的海归吴凯便很后悔留学，他现在的月薪只有1万元：“我看这辈子是没戏了，我在美国8年花了400万元，我什么时候能挣到400万元？”
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说明，大部分父母送孩子出国的出发点并不是图金钱上的回报。对中国父母而言，望子成龙更多是出于一种爱与责任，即使留学费用会消耗掉自己的大部分资产。这些父母中，不难找到鲁迅所说的那种“觉醒的父母”：他们扛住了一切压力，放子女到宽阔的世界去畅泳，做一个独立的现代人。
作家覃里雯的文章《我为什么送孩子读国际学校》，讲述了读四年级的女儿入读国际学校之后的变化——在普通学校时，每到周末，孩子看见天黑了便会很紧张，因为她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作业还没做完”；到了国际学校后，老师们每天都会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一个月之后，她跟覃里雯说：“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但是，西式教育并非“快乐教育”。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说，“快乐教育”类似于日本的“宽松教育”，原意是减轻学生的负担，结果却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降低，学习态度也不端正，出现了“宽松世代”；而西方的精英教育，其实比中国的重点学校还要严格。
2015年，英国BBC与英国博航特中学设立“中式教学”班，请来五名中国特级教师，对英国学生实行中国的应试教学。在很多中国网友看来，五名中国教师如同麻辣教师GTO，用应试教育大法整治了懒惰的英国学生，将全班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0%。
这场实验揭示出中西教育理念的差异，一个强调个性，一个强调纪律。中国教师眼中的好学生，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一字一句地做好课堂笔记。“在中国，我们不怎么维持课堂纪律，因为孩子们的纪律性是通过家庭、社会共同教育的。但是在这，维持课堂纪律成了我的首要任务。”
读国际学校，出国留学，固然有更多的自主性，但也需要更多的自制力。
飘来飘去寻找答案，答案也许已经在“飘二代”的身上。
出生于1990年代的“飘二代”，比父辈更早地走出国门；比起100年前的留学党，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信息急速传播的现代世界。
在目的地上，除了传统的留学大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飘二代”可以选择的国家更多了，远至匈牙利、以色列、阿根廷、巴西，近至中国周边的韩国、印度与泰国，都能接受到全球化的现代教育。据统计，小语种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占到留学生总数的三成以上。
中国留学生遍布美国、加拿大的各大名校，与他们相伴的还有陪读的父母家人。在耶鲁大学，闲得发慌的中国陪读家长在校园里开垦荒地种菜，获得了学校的鼓励和支持。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下，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异国落地生根。
融入当地是“飘二代”的刚需，不少人因此选择就读美国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往往位于小城镇，规模较小，但人文传统反而保留得更好。
1985年赴美留学、如今在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任教的徐贲教授说，美国大学在头两年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经典名著，“从古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理性主义、18世纪启蒙思想，到19、20世纪的现代经典，一路下来，学生们从阅读材料中汲取历史上前人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而不是某种专门知识”。
人文教育并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帮助他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他人对话、协作的能力，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徐贲说。
一百多年来，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唯有“飘二代”拥有这么好的条件，直接参与国际交流，而人才流动的趋向，最终必然是回归，并且这个回归的速度越来越快。据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透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人员回国总量180万人，其中100万人是过去三年回来的。海归，已经成了一种主流选择。
胡适说，留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不留学，当“飘一代”“飘二代”“飘三代”实现了胡适、鲁迅等前辈终身追求的目标——“为己国造新文明”，使每个人都能在中国任意一间学校接受世界基本水平以上的教育时，那就是我们不再飘来飘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了。
这个答案，也许已经在“飘二代”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