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怪力乱神之前，先说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他有篇传世名文《神灭论》，看标题就很劲爆，帖子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统治者为了肃清影响，动员了王公、权贵、僧侣六十多人，发表七十多篇回帖来围攻，堪称古代最大的一次反科学宣传。

现在的教科书，把《神灭论》归入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典范，但范缜的无神论和现在的无神论可不是一回事。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谈到，范缜强调的是人死后不能变鬼，并没说鬼神不存在；他否认佛教里六道轮回、转世投胎的观念，但信奉华夏本土的有神论。

有神论长期统治着中国，在无法解释面前，人们选择相信，至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除了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老百姓把所有自己无法理解或者高不可攀的东西，捏合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个人宇宙结构。

神出鬼没，超自然现象：历史上中国人长期的“信”。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普遍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神灵，早在战国时候，就有一批人占卜算命问凶吉，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被称为“日者”，名字有点奇怪，但的确就是这么叫的，在《史记》里专门写有一篇《日者列传》。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是迷信，可在古代算是一门技术活，占星的要懂天文学，排八卦的要通《周易》，普通老百姓只会种地，所以民间有本《日书》，教一般人如何与鬼神打交道，推择时日凶吉。

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包括夫妻间的嘿咻都有宜忌时日。书上写到“甲寅”日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可当国家干部；“丁酉”日出生的，则会变成酒鬼；“丁丑”日到政府任职报到，会有七次升迁。

这本书屡屡出现在各地的考古发现中，从湖北的云梦睡虎地到甘肃的天水放马滩都有出土，可见分布之广，算得上是畅销书了。秦始皇焚烧诗书之际，特别规定这类书和医药、农业方面的书籍，放在一起，不予销毁。

根据《日书》的记载，各种禁忌无处不在：“已巳”日出生的孩子不利父母，不要让他活下来；“庚辰”日娶老婆必定离婚；“戊申”日娶的老婆会逃跑；最可怕的是，不要在一些凶日收留外人，否则对方会谋财害命。看来魔鬼真的是藏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里。

这本手册也会教你对付妖魔鬼怪的招数，用桃木、铁锥可以直接跟鬼PK，或者用砂仁、砂糖等食物诱惑（可见妖怪里也有吃货），还有一种另类的方法，是用“狗屎”来洗全身。

半部《论语》治天下——人世间的权威。

如果说鬼神是虚幻的，那么世俗权威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国，有一本书成为治世良方，千百年来为人所顶礼膜拜，它就是《论语》。

这部孔夫子的言论集本是礼乐教化的书，当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它经过何晏、朱熹、刘宝楠等历代大儒的注疏、正义，再以北宋宰相赵普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推向高潮。

在长达千年历史中，这本书都是历朝历代考试的基本书目，自唐宋以降，至明清到达巅峰，想要金榜题名，《论语》不熟不行。

到了今天，《论语》改头换面，它在成功学方向成功地开辟新的战场，《论语》生活，《论语》职场，《论语》与成功，《论语》满血复活。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本书像《论语》一般如此让人笃信。

当然，除了书之外，还有它的始作俑者——孔子，这位两千年前的老人经过历史演变最终成圣，进入神的级别，被塑成偶像放诸庙宇为人顶礼膜拜。从孔子到《论语》，这套儒家文化系统成为古代中国人信的重要根基。

孔子和《论语》是超越时空与朝代的，但历朝历代还有一些人或事是必然要为民笃信的。

天上玉皇大帝最大，地上则是皇帝最大。问题是一般人无法得见龙颜，拜神仙去庙里就行，拜皇帝还得跑到京城。为此朱元璋写了一本文集，发放全国，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学习领悟太祖皇帝光辉思想。

朱皇帝写的这本《大诰》，简单地说就是一本案例汇编，他把惩办过的历次要案，编纂成册，夹杂以个人感悟、道德说教。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下令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要供着这套“宝书”。

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语病多得足以当小学语文的反面教材，但在政府大力推广下，居然印了数千万本，在当时是除《圣经》外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表彰民间学习《大诰》先进分子，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19万师生前来参加。

满清入关之后，依葫芦画瓢，不过清朝皇帝不像朱元璋这么有耐心编案例教材，仅仅提“忠君爱国”“父慈子孝”等简单易懂的训诫，顺治有“圣训六谕”，康熙有“上谕十六条”，雍正搞了“圣谕广训”，总之牢记皇上讲话精神，安安分分做子民。

然而山高皇帝远，中央的行政权力无法一竿子插到底，办理基层事务靠的都是乡绅、读书人、宗族元老，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这些人是“土豪”。在古代土豪不仅意味着有钱，更是乡土秩序的权威人物。在老百姓眼里，这些都是有本事有权威的“能人”。

乡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维系力量。他们深受儒家文化教诲，知书达礼，同时也热心于乡村公益事务，尽责尽力，得到乡亲们的信任。

从超自然到人世间，中国人信奉的所有权威，可以浓缩成“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从宋朝以来，每家每户都会设立“天地君亲师”牌位。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曾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在近代化进程中，传统信仰的生命力依然顽强，钱穆的弟子、当代大儒余英时在抗战时，回皖南老家避难，发现家族祠堂里还供奉着这个牌位，只不过把“君”改成了“国”。

国粹抬头，武林风起云涌，人们都愿意相信高手在深山。

鸦片战争后，西方入侵激起了忧患意识，器物、技艺比不过洋人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不服气的本土主义者试图在其他方面超过外国。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下，国粹涌现，武术、中医、京剧都带上“国”字，武术被尊为国术，中医被称为国医，京剧也被叫做国剧。

日军侵华后，民族主义者吹起了古老而诡异的论调：就像过去的蛮族侵占中原，野蛮人征服文明世界，但同时也被文明所教化。这场战争中，京剧就是“文明”的象征，但实际上被京剧所倾倒的日本人非常少数。

在国粹里，中国功夫号称源远流长，但是很遗憾，什么达摩老祖、武当真人多为后人附会，武术的发展史只有短短的两百年，历史上清政府收缴民间兵器，江湖子弟只能在拳脚上练功夫。大清倒台后，社会控制放松，再加上“强种强国”思潮的推波助澜，武学的繁荣期开始了。武林人士三天两头打擂台赛、办单刀会，仅1933年3月至11月期间，《武汉日报》有关武术方面的报道就有40篇之多。武术很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代表队跑到纳粹的地盘上，一展花拳绣腿。

爱国主义成就了武学，也播下了衰亡的种子，真到上阵杀敌的时候，子弹可不管你是否有中华神功。长城抗战中吹嘘的“大刀队”，实际上不敌正规训练的刺刀阵，仅仅依靠奇袭才能获胜。战争结束了“武术强国”的神话，在1940年后，再无一本武学刊物出版，江湖从此平静。

但平静不代表消失，进入改革开放后，国术凭借着金庸、古龙等大师还魂重生，内力、掌法、轻功这些比国术更奇妙的武功一度成为年轻人笃信的存在。随着《霍元甲》、《陈真》等港台电视剧的流行，各种国术蹂躏西洋大力士之类的段子横空出世，出没于地摊文学、厕所刊物的字里行间。

即使到了今天，如果你问问那些国术粉，他们肯定相信，在某些深山大川里必然藏着不世出的绝顶高手，只要他一阳指轻点，或者如来神掌拍出，纵然能打如泰森也必须灰飞烟灭。

1949年之后，鸡血注人体，炼钢加中药。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成了中国人信息的主要来源。其他重要的纸媒有《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传播力最强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数千万人守在广播前，收听早晨6点30分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及晚8点的《新闻联播》节目。

行政机关订阅的报纸，除了《人民日报》，还有本省的日报，文化事业单位会订《光明日报》，1966年后上海的《文汇报》也是有全国影响力的。还有不可或缺的《参考消息》，那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面世界的仅存渠道。这些报纸与电台是当时百姓最信任的信息来源。

60年代中国造出两弹一星，大力提倡科学，但是对于蒙昧的老农民来说，卫星上天、潜艇下水都是神仙才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和巫术混在一起分不清。一些奇奇怪怪的土方，包装成现代科学的面貌，得到人们的追捧，现在看来这些属于黑科技。

大跃进时期，1958年最高国务会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批判保守思想，鼓励非正规炼钢法，民间流行起土法炼钢。奇妙的是，有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炼钢炼出了创意，他们大胆试验，添加中药。他们在小土炉内，加入槐角、鸡内金和龟甲，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在传统药理学，槐角原本是治疗痔疮的，鸡内金则是治疗消化不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块竟然能够生产钢铁，中医之伟大果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一年之后，人民群众发明了新的科技，这次是卫生保健领域，上海棉纺厂的医生俞昌时首创鸡血疗法。1959年5月，他公开演示这套中西医学结合的新疗法，到处散发资料，声称鸡血疗法“国际领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卫生部原本是反对这种荒唐做法的，“文革”开始后，为“鸡血疗法”翻案，宣布它能治疗从脚气到妇科等各类疾病，对男性来说，还具有壮阳功效，实乃居家旅行的必备良药。

这种全新的疗法蔓延开来后，中国的小公鸡开始倒霉了。大江南北出现了排队打鸡血的盛况，公鸡们被抽血后晕头晕脑、跌跌撞撞，人们注了一针后，全身畅快，血脉贲张。有部分注射者每隔一天打一次，打鸡血居然打上瘾了。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还是乌合之众的兴奋剂。1967年到1968年，是打鸡血最盛行的时候。

成功学，职场励志，英语也疯狂。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政治上的信仰很快被物质消费所取代，人们更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大部分人的内心还不够强大，需要修炼升级，成功学便孕育而生。

卡耐基人际沟通和口才学方面的书籍进入中国，最早在大学生中获得市场，高校学生是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需要从这些书里汲取营养，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把卡耐基奉为提高沟通能力和演讲技巧的偶像。后来，上班族、公务员、企业高管纷纷加入读“成功学”的队伍。

2008年的金融危机，“裁员”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白领们钻入《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小说，寻求自保的方法。新兴的智慧学、心理学也和成功挂上钩，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引入中国后，结果引发了一阵跟风热潮，类似“十大性格”、“八个诀窍”这类标题的成功学书籍层出不穷。

成功学发展到后期，甚至连英语教学都不放过，从1997年开始，一个叫李阳的前销售员，成为全国各地中学生的“恩师”，包头四十五中学生甚至集体下跪拜谢。

疯狂英语依靠个人魅力、煽动性的演讲实现冲动型消费。在高分贝声浪的海洋中，整齐划一的手势，搞一场学习总动员，顺带卖一套贵得离谱的英语速成教材。现场气氛确实热烈，但是在一星期后还能保持热度的班级，恐怕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