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信任，就像运转的机器需要润滑剂。

当你在大众媒体上看到太多对社会相信力的倡导时，可能未必是好消息。“当一件事情需要提倡，说明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了。”《社会心态蓝皮书》主编之一王俊秀说。

“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缺乏信任会让社会的运转越来越困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王俊秀一直从事“社会心态”的研究，涉及领域包括幸福感、安全感和信任——这些研究对象的共同点是：在世界上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他的博士论文也与“信任”有关，或者说是关于“信任”的反面。“我的博士论文关于‘监控’，人和人之间互相监视。摄像头泛滥，现在越来越明显——基础就是不信任。”

不仅大众媒体关注“信任”，象牙塔中的学者也从各种学科和角度对“信任”进行研究和阐释。卢曼被认为是比较早提出“信任概念”的学者，在他看来，“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所谓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是指：他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且根据这一预期做出相应行动，虽然他明白倘若此一事并未如预期般地出现，此一行动所可能带给他的坏处，要大过此事如期出现所带来的好处。”

“信任概念的理解与各学科和理论的视角有关，”在《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一书中，王俊秀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心理学更关注个体情境反应、态度或个人特质视角下的信任，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强调作为人际关系的信任和信任的文化，经济学则把信任看作是一种理智的计算。”

国内曾掀起两次关于“信任”的研究高潮。一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但在王俊秀看来，当时的“信任”概念和现在还有些不同。“当时的日本学者福山，他讲的信任其实是作为一个美德，跟我们现在说的‘信任’不同。”

另一次则在近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暗示着现在信任度的确在下降。“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缺乏信任会让社会的运转越来越困难——所以，从福山的角度看，还是要相信别人。这个属于价值判断：社会是可信的，你要相信别人，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别人也不相信你，如果彼此相信，会形成良性循环。”王俊秀说。

王俊秀认为，与9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的“信任”其实是处事的判断或策略，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老人跌倒要不要扶，一个人会去判断以及主动避免风险。但从人自身的认知来说，不让自己因为做了一件事情而受到伤害，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不应当受到指责，更不应被强制做出某种选择。“现在是陌生人社会，你必须有诚信的机制，才能不让大家互相猜疑，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信任程度是有关系的。”

但价值观依然很重要。“就整个社会来说，‘价值观’意味着要提倡一种什么样的风气，不强制，但你应该提倡这样的行为，比如诚信，你首先要自己做到，相信其他人也会这样，大家发现受骗上当越来越少。”

“社会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来引导。”王俊秀很看重这一点，“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引导，就只有策略或行为主义上的改变，而没有一点理想让社会改变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改变，总得有一些人先相信去引领这个社会的方向。”

“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如果契约化制度还不成熟，信任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从研究的角度讲，国内对信任的概念是混乱的。”王俊秀很看重对“信任”概念的厘清，认为很多时候人们容易将其与“诚信”混淆起来。“诚信是道德的角度，行为是否诚实可信，个人应该如何做，是个道德判断，跟我们现在说的信任是两个概念。”

在一项涉及信任的研究里，在“信任量表”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您认为在与人交往时，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要非常小心？”“对陌生人的信任”被王俊秀视作一个衡量指标，“如果一个社会对陌生人都信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任程度就是很高的了，你想，连陌生人都可以相信，受骗的概率很低，可能意味着社会的制度或道德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或许，学者什托姆普卡的观点可以将一些概念做个归纳。他认为，信任由三个维度构成：作为人际关系的信任、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以及被视为一种文化的信任。而如果要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比较提升信任程度的难度值，结果会是如何？

在王俊秀看来，最难的是“被视为文化的信任”。“因为‘人际关系’这个维度是相对容易改变的，而‘文化’这一维度，观念改变是缓慢的过程，比较难。而从‘人格’这个维度看，个人成长会受整个文化的影响，慢慢形成一个人格，改变也是缓慢的过程，所以‘作为人格特质的信任’改变难度值介于文化和人际之间。”

王俊秀喜欢援引淘宝网的例子来说明“针对人际间的信任和对组织机构的信任”。“马云的很多演讲，不是说他在建立一个商业的平台，而是说在建立一个社会的机制，他实际上解决了一个‘信任’的问题——你和没有见面的陌生人交易其实是高风险的，但他用支付宝这个平台建立这个制度，让你们互相之间放心，你可以不信任对方，但都信任这个制度，这个交易就达成了。”

王俊秀曾参与过一个基于深圳、哈尔滨、黑龙江某垦区的对比研究，考察内容也包括“对契约关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对“契约”的不同理解既能反映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也会影响信任程度。

“传统社会更多是熟人之间的关系，互相了解，信任问题不突出；而现代社会中，‘陌生人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如果契约化制度还不成熟，信任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他也强调，恰好处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时期，未必是“信任程度”受影响的原因。关于“信任程度”的变化，更多还是要从社会制度、道德和风气建设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这样看现在整个中国的信任，你个人之间可以不信任，但如果有一个公共的秩序是可信的，所有中介的平台，包括执法部门、媒体，都是可信的，是可以变成一个信任程度提高的社会。”在王俊秀看来，这种对契约的理解和解决策略，或许可以推及更广阔的范围，“所以，人际之间，也需要一个这样可信的中介起作用，你想去改变，但没办法告诉所有人怎么去做，这时你可以通过制度去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