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潮湿、闷热，市井间的烟火气，都与香港九龙城的气质暗合。在这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里，最让杨庆有灵感的就是那些藏在城市身体里的洞子火锅。

拍摄《火锅英雄》时，监制陈国富坐在杨庆身边，透过监视器感受镜头里的氤氲。“有种莫名的相似感。”陈国富说。

导演杨庆没接茬，心里却得意。这就是他想要的感觉，一个像香港的重庆。

“港”是重庆方言，“你觉得你很港啊”，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被陈国富看穿心思的那一刻，杨庆的确很“港”。

如果为中国电影做一个统计，把重庆作为取景地的电影一定数目惊人。那里有两条江，有穿过楼道的快轨，湿漉漉的空气能拧出忧郁。在银河映像粉丝杨庆眼中，那里的潮湿、闷热，市井间的烟火气，都与香港的城市气质暗合。不是中环的那个香港，是九龙城那个鱼龙混杂的香港。

“要为拍摄重庆找一个美学上的参照，首选自然是香港。”这是杨庆第一次拍家乡，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他喜欢杜琪峰、王家卫镜头里的香港，“不是猎奇，是骨子里的热爱”。他希望，自己镜头里记录的，是那个他热爱并一直追寻着的重庆。

《火锅英雄》里的重庆，热闹中潜伏着危险，混乱中暗藏秩序，重庆人的仗义和倔脾气都在这里。

《火锅英雄》上映前，剧组到重庆路演。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姨问杨庆：“为什么把我们的重庆拍得那么拥挤？我们重庆好着呢。”

阿姨口中的重庆是城市宣传片里的重庆，是更像中环的重庆。杨庆镜头里的城市不仅拥挤，还油腻腻的，那是每家洞子火锅地面上的油渍，混杂着麻辣蒸汽的质感。热闹中潜伏着危险，混乱中暗藏秩序，重庆人的仗义和倔脾气都在这里。

高中时，杨庆离开家乡，到成都上学。从那时起，他开始以重庆人自居，“其实，压根没去过几次”。

杨庆的老家在重庆市大竹县的一个镇子上。镇子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离重庆市还有八十多公里。每天，市冰激凌厂的汽车开到镇子，成箱的雪糕被抬下车。还有市肉联厂的猪肉，好用的洗发水、饮料、流行货，“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来自重庆”。

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镇青年一样，杨庆抱着对远方的幻想，觉得重庆是带着光环的。偶尔和父母进城，他不敢有半点偷懒，卖力记住重庆的样子，回学校后，能和同学吹上好一阵子。

初中，杨庆离重庆更近了。他被父母送到大竹县一所中学念书。因为是托关系才进去的，他被安排在一个很差的班级。“一大半学生都是托关系的。”杨庆还记得，那是个很神奇的班级，有一半同学家里是以卖刀为生。

当年，香港古惑仔电影正流行，吴宇森的黑色暴力美学一统天下。同学从重庆搞来影碟，少年们聚在一起，想象着城市的危险和纸醉金迷，心中的每一帧画面都以重庆为蓝本。

杨庆在彪悍的班风下度过三年，学着古惑仔打架、把妹、交拜把兄弟。如今，从他身上的文身和藏不住的痞气里，还依稀能想象当年“混江湖”的模样。

“有人欺负你，说一声，我们一起去帮你。”杨庆到成都上学前，班里的哥们儿对他承诺。

《火锅英雄》里，刘波、许东、王平川的兄弟情有杨庆当年的影子，这些浓烈的情感，杨庆走到哪里都没法稀释。

现在，一起打过架的兄弟，很多在重庆定居。路演时，杨庆把他们请到现场，用曾幻想过无数次的重庆，再现当年的兄弟情。

要讲义气，要辣，要胆子大，再苦的事都一个人扛……演得久了，杨庆就成了真正的重庆人。

“我是重庆人。”离开大竹县后，杨庆总是给出这样一个有些掺水却并不虚假的答案。

也是从那时起，杨庆开始努力扮演重庆人，一个暴烈的重庆人。“大家都说重庆人的性格要刚烈一点，耿直一点，脾气要暴，要喜欢打架。对于我这个独自在成都念书的男孩子来说，‘重庆’是个标签，更是一种自我保护。”

杨庆还为自己找了参照的原型。那是一个初中退学的校友，在校时，打架斗殴，无所不为。退学一年后，他突然回到学校，穿着花衬衫，染了一头黄发，嘴里叼着烟，手里牵着一个女孩，身边还有几个重庆哥们。“他进了宿舍，含蓄地讲了些在重庆混生活的故事，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神。”杨庆回忆。

要讲义气，要辣，要胆子大。埋单时，他总第一个抢上去，朋友有难会帮忙罩着，再苦的事都一个人扛……演得久了，杨庆就成了真正的重庆人。

到成都后，重庆在杨庆心中还多了一种气质：浪漫。初中毕业前，杨庆交了个女朋友，毕业后，他去了成都，女孩去了重庆。“每次回学校，大巴开上成渝高速时，都会看到一个分岔路，一边写着重庆，一边写着成都。车总是向成都方向开，而我眼里只有重庆那块路牌。”因为一个女孩，杨庆对重庆的情感又浓烈了。

女孩文笔极好。她向杨庆描绘校园里的光线、街道上的空气、住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写信的地方。“我的文笔也是靠写信练出来的。”回忆起年少时的爱情，杨庆依然觉得美好，“一直写，一直写，直到有一天，收到了那封分手的信。”

重庆的确是杨庆的故乡。还未在那真正生活过，那座城市就已经塑造了他的性格，还装满了他的义气、情伤和对未来的想象。故乡，不过如此。

拍摄《火锅英雄》前，杨庆曾有长达七年的事业低谷。最绝望时，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搬回重庆。名义上是为剧本找灵感，但他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放弃电影不再回北京的打算。

杨庆终于可以在重庆生活了，那次，这座城市装下的是他的失意和迷茫。

真正生活在其中，杨庆对这座城市的思考渐渐理性，观察也深入城市的肌理。“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但也不太一样。”杨庆说。

看不清路时，转身往回走，反而开阔了。

带着创作者的眼光重新观察重庆，这座城市充满了令人兴奋的魔幻主义色彩。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形，立体、有层次；它逃不过中国城市趋同化的宿命，却也固执地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这些个性都藏在航拍机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后来又看了博尔赫斯的书，看多了你就明白，南美作家为什么会写出那么魔幻的文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庆有那样魔幻的气质，如果我们有多一点好作家，重庆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会很好看。”杨庆总感叹，重庆人或许不清楚美为何物，但他们天生能创造美。

有些美的确是超现实的。重庆是一个把电梯当交通工具的城市，有些高楼不是给人住的，它们配上电梯，专门运送人和货物。原以为是从地下停车场出来，一出门，竟站在人家的楼顶。地下更是神秘，一条条防空洞隧道，不知会通向何处。

走在街头，杨庆总会与这座城市魔幻的一面相遇。有次，他出门吃饭，在街边见到一栋房子，走近一看，房子门口立了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大韩民国总统府”。

杨庆有点懵，仔细看了介绍才明白，那是二战时期，韩国逃亡政府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时的临时据点。一栋装满历史的房子，淹没在周围的热闹里，不突兀，也不暗淡，竟没有半点违和。

还有一次，杨庆去南山散步。山上有很多茶楼和卖豆花饭的摊位，有些凑在一起，卖家混着卖，客人掺着食。杨庆一抬头，看到个三毛茶社，环境不错，就打算进去坐坐。

进了茶社才敢相信，这里真是三毛故居，墙上有三毛的照片，还有些老物件，是三毛出生的地方。又是一段故事，挂在半山腰，轻描淡写的，讲出来又意味深长。“这样的地方在重庆随处可见，这个城市的文化藏得非常深，很零碎，散落在各个角落，犯不上对外宣扬。”杨庆说。

在这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里，最让杨庆有灵感的就是那些藏在城市身体里的洞子火锅。

小时候和父母去重庆，常常路过那些门帘破败的洞子火锅店。父母觉得不干净，从不同意进去吃上一顿。

直到很多年后，去重庆帮谭维维拍摄MV，杨庆才第一次吃上洞子火锅。走进那家以吃鲤鱼出名的火锅店，店铺就着防空洞的形状延伸，水泥地，铺瓷砖，墙上有老式的腰线，一抬头就看得见裸露的防空洞顶，不用开空调也有丝丝凉意。

“这洞子会延伸到哪里？”杨庆总有个疑问。

他把这个疑问放到了《火锅英雄》的剧本里。“最初，这只是个关于抢劫的故事，后来才和洞子火锅结合起来，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杨庆说，拍完《夜店》后，他迷茫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了这个发生在故乡的故事。看不清路时，转身往回走，反而开阔了。

杨庆喜欢那些专注于拍摄故乡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纽约，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的巴西，托那多雷的西西里岛……“那里有没有你的生活没关系，但一定要装得下你的情感，你可以在那里表达属于自己的趣味和审美。”在杨庆心中，重庆就是那样的地方。

“亲人就是故乡，我在故乡的根被挖走了。”

电影《火锅英雄》的结尾，四个劫后余生的高中同学坐在天台，吃着火锅唱着歌。杨庆原本为电影安排了另外一个结局——一场葬礼。

“一开始，观众会误以为是刘波的葬礼，但葬礼的主角不是刘波，而是刘波的外公。”这段戏被杨庆删掉了，戏里有真实的他对外公的情感。

《火锅英雄》筹备阶段，杨庆的外公去世了。“八十多岁，一直生病，我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葬礼上，杨庆没有哭。

葬礼结束后的某一天，杨庆突然后背发凉，猛然意识到，外公去世后，他再也不会去那栋旧房子了，生命中唯一存在了几十年的东西也没有了。“亲人就是故乡，我在故乡的根被挖走了。”杨庆说。

悟透了这个道理，《火锅英雄》里刘波坚持把钱送回去，不能离开重庆的行为逻辑也有了依据——他不能扔下外公。

电影拍摄时，杨庆让美术指导把外公的字画挂在男主角刘波的家里，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细节，是他对外公的纪念。

如今，杨庆也很少回重庆了。家人都在北京，固执地不离开故乡的外公也去世了。他投射了和那座城市一样黏稠的情感拍摄《火锅英雄》，从此，这电影就是他与故乡最大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