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5日深夜，北宋曾巩《局事帖》在中国嘉德春拍中以1.8亿元人民币落槌，加佣金为人民币2.07亿元，再次创造个人书法作品拍卖纪录。这件《局事帖》确实是够贵的，大小不到1平尺，全文124字，平均每字值167万元。网上戏称《局事帖》是“史上最贵的纸片”，有人形容一个字可以买两辆宝马了。

曾巩《局事帖》曾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首次进行拍卖，以45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由此闻名天下。2009年再次现身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以高达1.0864亿元人民币成交。此次时隔不到七年，《局事帖》重出江湖，再度重新拍卖，增值将近一个亿。

欣喜之余，有人冷静地纯粹从市场投资的角度为投资者算过一笔账，即使拍卖公司不收取卖家佣金，落槌价1.8亿减去当年购入成本1.0864亿元，毛利为0.7136亿元，缴税3%（即540万元）后实得6596万元。平摊七年的年收益率仅为6.07%，略高于银行4.2%上下的理财产品。再扣除通货膨胀率，那收益率更是可怜。所以，这件《局事帖》的利润收益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厚。

嘉德此次大观之夜，46件质量上乘作品有三分之一流标，全场总成交6.67亿元，一件《局事帖》即贡献了31%的份额，而且它和其他两件重要拍品就贡献了全场一半以上的成交总额。这些数据说明拍卖市场的“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寡头”拍品炙手可热。

天价艺术品的财富效应恐怕并非体现在资本回报上，更多的是财富的宣示与地位的较量。要不然，你会拿一个亿去这么玩吗？

《功甫帖》争议不断依然拍出天价，如今的书画拍卖市场并不真正受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左右。

借用股市的一句话，书画投资有风险，入行理财需谨慎。近年来，由于金融资本、投机资本的加入，书画拍卖频现天价。十余年前还是千万元的价格门槛，如今动辄出现亿元拍品。2010年6月保利春拍更是以4.368亿元（落槌价3.9亿元）高价成交一件中国目前最贵的艺术品——约作于1095年的黄庭坚手卷《砥柱铭》。

据业内人士说，现在书画市场上的高价成交现象多是假象，拍卖公司为了博得人气，常将以前拍过的精品重新拿出来拍卖，“老面孔”越来越多，拍卖周期越来越短，借以制造投资泡沫。

对于真正的藏家来说，这个市场的陷阱太多了。除了那些博取眼球的天价拍品之外，大多数拍品均要小心对待，认真琢磨。不少人妄图以小博大，想借书画进行投资，但书画投资的门槛一方面在于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于书画真赝的鉴别能力。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没有人敢确保自己买回来的书画作品一定是真品，一定会升值。因此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一般都会交学费。目前书画市场较为混乱，建议藏家谨慎入市。

曾巩《局事帖》其实还不是单字最贵的，王羲之书法《平安帖》以2.75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最后以3.08亿元成交，被刘益谦竞得。备受争议的苏东坡《功甫帖》才9字，拍得5037万元人民币，每字559万元。

陈丹青曾说过一个观点，认为“在中国书法史上，最被推崇的几个书法的极品，全部是非正式的文本。就是所谓的‘碑不如告，告不如书’，石刻的碑文，不如墨写的文件，墨写的文件，不如私信的草稿”。虽然碑刻也有价值与价格非常高的，但总的来看，书帖墨迹比碑刻价高。

康有为提出“重碑抑帖”以后，书法界、收藏界的审美趣味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书法收藏市场亦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收藏碑刻的人越来越多，喜欢写碑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人们还是更加喜欢传统的书法墨迹，因此碑刻以及拓片的收藏与价格始终不像墨迹作品那样受到青睐。而碑派书法至民国即呈衰颓趋势，帖学乘势复兴崛起，显示了传统书法艺术的强大魅力。

寥寥几笔的便笺会比认真写的值钱？也是未必。上述王羲之、曾巩、苏东坡三帖的天价拍卖猛一看似乎印证了陈丹青的观点。事实上，古人书法作品的价格，并不能以书写方式、书写载体作为评价的标准。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价格是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而经济价值是由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存世数量乃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苏东坡《功甫帖》很贵，但要是谁将比较认真书写的《寒食诗帖》拿出来拍卖的话，那价格才是真正的天价。当然，我们也得清醒地看到，《功甫帖》争议不断依然拍出天价，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辅证上面的观点，即如今的书画拍卖市场并不真正受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左右。

古人留下的诸多名帖，显然并非练写的习作抑或刻意之作，几乎都无意而佳，乃意与神会、遗形取神、随心创作的妙品佳构。

理论上任何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均应以艺术价值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价格只是一种货币表现。但市场经济当中，更多人会把价格作为评价的杠杆。中国古代绘画有“尺价”的概念，用来量度每平尺绘画的单价高低，这是通行的一般方法，在书法上目前是同样适用的。像上述以单字计算书法作品的单价，是吸引眼球的做法而已，因为无法以此作为恒常标准。

比如赵孟写的小楷《道德经》《汲黯传》等，如果拿出来拍卖，怎样去计算价格呢？事实上，以尺论价的计算方法，多只适用于当代在世书画家的作品交易。古代的名家名作目前的价格更多的是取决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以及艺术市场的兴衰。

再说了，古代的名家名作早已被各大博物馆和大藏家收入囊中藏在深闺，即使拿出来拍卖，其价格也是高不可攀，因此收藏者不要被拍卖行的包装炒作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吓住，扰乱自己的收藏军心。像这种单字天价的拍品看看罢了，真想投资的话，不妨关注历史上大名头之外，艺术水平高的一般名家的书法作品，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早在汉代，蔡邕就说过：“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书法是一门高度抒情写意、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艺术，其创作主体是人，书家能够把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与感受以书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宋代苏轼更是将书法比况为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清王澍亦云：“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为人，阕其一行尸耳。”因为情感的灌注，使书法成为人的生命形式的外化与象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很多名人认为书法是中国最高的一门艺术。外国人更是对中国书法兴趣盎然，甚至连毕加索都说过：“假如生活在中国，我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画家。”心手双畅、情感投入的书写，才能产生纸墨相发、笔精墨妙的书法作品。技法是基础，情性才是真谛。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陈丹青才会说“石刻的碑文，不如墨写的文件，墨写的文件，不如私信的草稿”。

古人留下的诸多名帖，显然并非练写的习作抑或刻意之作，几乎都无意而佳，乃意与神会、遗形取神、随心创作的妙品佳构。像敦煌的那些习字纸片，是谈不上艺术性的。而像蔡襄书《昼锦堂记》，使用每一字都写数十遍再择而合之的创作方法是不宜提倡的，其艺术性当然至今亦遭到怀疑。（作者系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