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记者”到“孟主播”再到“孟爷爷”,那段岁月捉摸不定又自有乾坤,其中许多戏剧性,却被孟非在不惑之年的一本自传《随遇而安》中轻轻抹去,“以正视听”。
“我们都在追求轰轰烈烈,每一个人刚懂点事儿、二十一二岁,一进入社会就要轰轰烈烈地展开人生,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在轰轰烈烈中死去,这就完成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当然可以这样,但我不是这样,我愿意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安安静静地和人相处,自己生活。”孟非说。
孟非性情温和,不高谈阔论也没时间雕刻细节。他像水,在和不同的嘉宾合作时,可以装进不同形状的容器里,但那个液态的本质是不变的。他可以给你不同的东西,但本质还是他。想了解孟非,听他一席话,远不如看他做一两件事、感受他在生活中释放的能量,来得清楚、深入。
“感觉每卖出一碗小面,比主持了一期《非诚勿扰》还要兴奋。”
孟非在南京开了三家“孟非的小面”。开一家正宗的重庆小面馆,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能摆七八张桌子的那种,只卖小面,夏天增加一个凉面。两个目的:一、让生活在南京的重庆人吃到家乡的味道;二、自己吃。”这也是他到不惑之年唯一承认的一件自己安排的事情——在此之前,对于人生的种种际遇得失,他总是说“单位安排的”“团队安排的”。
在“孟非的小面”,除了面条是南京本土采购,其他原材料、厨师都来自他家乡重庆。但孟非几乎不参与经营管理,他只负责一件事:尝。面好后,他来尝,他认为正宗的就对了,他要觉得不行,就得改。孟非的朋友、出版人沈浩波说:“他对小面的热情有一段时间几乎高于一切,你只要坐下来,他就和你谈小面。感觉每卖出一碗小面,比主持了一期《非诚勿扰》还要兴奋。”
即使一碗川味红烧牛肉面卖38块钱、一份红烧牛肉饭卖42块钱,孟非的小面馆也天天门庭若市。许多人说:“哎哟,这不就是名人效应吗?”结果等了半个月、半年、一年,店门口还是在排长队。“要好吃。不然谁也不会排两三个小时吃一碗面。消费者谁都不是傻子,就靠那点粉丝,替你的那点知名度埋单,做不了,做不长。”孟非说。
然而“孟非的小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独家配方。按孟非的说法,这样的小面在重庆满大街都是,只要找一个过日子的人,他都会下一碗面条,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味道,但差距不大、难度也不大。在孟非的小面馆未开之前,南京街头就已有了五六十家类似的面馆了。“孟非的小面”问世后,每天都有人在微博上@他,告诉他哪哪儿出现了“孟非小面加盟店”“孟爷爷的店”“孟非推荐小面馆”等山寨小面馆,“有的不好意思叫这个的,把我的头像挂在那……”孟非耸耸肩,似乎并不介意,他也没法去一家家打官司。
要说“孟非的小面”最独家的秘方,大概是孟非对童年时光的回忆。那是一片可以仰望蓝天白云和满天星斗的天空,是蛐蛐儿的叫声、野花的摇曳,是白天突然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夜晚在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还有听见小巷深处传来叫卖声的兴奋……孟非的妈妈曾说:“无论儿子走到哪里,名气如何,重庆这个老家和重庆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是永远不可能抹去的。”
《四大名助》节目的嘉宾主持谢依霖管孟非叫“孟牙牙”(台湾腔的“孟爷爷”)。每次上节目前在化妆间里,孟非最喜欢逗她聊家里母亲姐妹间家长里短的“疯狂事迹”,像对待女儿一样糗她“没人爱,一辈子单身怎么办”。
这种“母系氏族”的一家子乐趣,在孟非的记忆里是非常熟悉的。除了在《随遇而安》一书中稳坐“女一号”位置的做菜手艺很好的外婆,还有一位不是外婆亲姐妹的姨婆,那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孟非对姨婆的这段回忆,完全就是为别人描述他而准备的。
在舞台上、荧幕前,孟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小熬鸡汤,“没用一个‘不明觉厉’的成语,但直插人心,用最朴实的语言让观众频频点头”,同样是《四大名助》的嘉宾主持,尉迟琳嘉也从孟非身上感受到了一个优秀媒体人无招胜有招的功力。孟非一直提及的“随遇而安”,如同“孟爷汤”,藏在了一碗碗最普通的重庆小面里。那都是他回忆中最好的时光。
出一款私酒,一直是孟非的“心病”。
如果说做重庆小面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玩精酿啤酒才体现了孟非作为一名生活家的野心和兴致。
孟非原来还做过“孟非白酒”,与“孟非小面”的定位似乎不太符合,因为很少有人会花上喝一瓶酒的时间去吃面条。但出一款私酒,一直是孟非的“心病”。天时地利人和,有一天,他坐在了南京精酿啤酒师高岩的面前,说要啤酒。
高岩膝盖一软,说:“爷,您老要啤酒说一声就送过去了,哪里还需要肉身上门。”接着搬出所有看家啤酒:猛丁、婴儿肥、英水帝江、茉莉……让孟非一一品尝。
“孟尝君”细细品了一圈,最后钦定一款:“照这样来个百万把块钱的,赶在中秋登陆南京。”
就这样,孟老板凭着直觉和敏锐,把精酿啤酒以26元这种超低价格推给了几千万的粉丝,出现在“孟非的小面”的餐桌上。
高岩算是孟非的精酿啤酒启蒙老师。高岩从最初对“精酿”只是道听途说的级别,到后来口味开始有了一些坚持,从美国回来干脆自己做起了精酿啤酒,还出版了一本《喝自己酿的啤酒》。“后来才知道,所谓精酿啤酒,就是相对于工业啤酒的一个概念,它有点像京剧票友,有一群发烧友,他们就每年张罗酿一款自己喜欢的啤酒。有人喜欢口味重一点,有人喜欢口味淡一点,有人喜欢黑啤,有人喜欢带点花香味。”
为了配合川菜的重口味,这款标着孟非名字的啤酒口味特别浓,别人家的啤酒里含有一百公斤的麦芽,孟老板却“任性”地用五百公斤麦芽来酿造。“我喝过自己的啤酒之后,再喝外面街上卖的任何啤酒,感觉喝到嘴里就是水。”
一如以往自由随性的个性,孟非的乐趣更多地还是享受捯饬“孟爷汤”过程中与朋友的分享互动。在黄磊、蒋昌建等人微博晒出的“孟爷汤”瓶身上看到,孟非亲自为每个人在瓶身上标注名字和题词,“黄磊:锅碗瓢盆忙下厨,生活烦恼都消除”;“周杰伦:喝下这杯黑色幽默,烦恼便是一场错过”;“郭德纲:劝君更尽一杯酒,烦恼糟心都没有”;“金星:橙汁就酒,烦恼没有,完美!”…… 全然像“精酿界的高级定制”。
做小面也好,小酿也罢,孟非心中最向往的还是回归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和物质观。
在《随遇而安》的媒体见面会上,有记者曾问孟非:“您这40年来有没有特别不淡定的时候?”他答:“好像真没有什么不淡定、让我一下慌了的时候。”另一位女记者一下就蹦出一句:“那您就真没年轻过呀?”全场都笑了。
然而,孟非并不是一个没脾气的老好人。他不止一次在节目里提到自己最烦一类人:“什么三十岁开公司、三十五岁纳斯达克上市、三十八岁挣了一个亿然后环游世界……我们的年轻人就没有一点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长久的愿望吗?这种出人头地的观念,在这几十年里压力特别大。我们的生活里不怎么讲究快乐,我们追求成功和出人头地这件事。”他羡慕欧美国家的普通工人,在一个岗位干30年,拿一份非常体面的薪水,养一家三口,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
《缘来非诚勿扰》新来的点评嘉宾黄澜,以女人独有的细腻心思看到了孟非内心的冲突纠结:“他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非说不可》,一本是《随遇而安》,你从这两个书名的互相矛盾就看得出他的个性。他那种近乎本能的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就是那种社会责任感,和他对生活的那种简单、平和的需求会形成一种冲突。他的思维敏感度太快,两种不一样的论点和思维模式在不断地转换、冲撞。而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平衡、升华以后的快乐吧。”
人到不惑之年,聊起死亡,孟非说自己还没做好准备考虑这事,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你说死亡面对的还有什么?无非很简单,大多数人总想留点什么,有的人说境界低一点,给子孙、给儿女留,境界高一点的,留给这个世界,我要留给世界点什么,我要留给人类点什么。”
做小面也好,小酿也罢,孟非心中最向往的生活,还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待的资源平等分配、回归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和物质观。
不惑之年的孟非,依旧对青年时代喜欢的东西充满热情,录完《非诚勿扰》后会和黄磊在有微风的深夜喝酒,聊的是郁达夫。他顺口把郁达夫的最后一首诗背了出来,黄磊就接下去,讲诗人的死,最后的传奇。
喻恩泰 边晒太阳月亮边写诗
文/曾子楠 图—李伟/新周刊
在这十几年里,喻恩泰一边去全世界晒太阳、晒月亮,一边写诗,无论短诗、长诗,几乎总会出现“太阳”“月亮”这两个意象。“我们没办法回到李白那个时代,但我们能和他同享世上最了不起的文物:太阳与月亮。”
这六年来,喻恩泰每年都会去莫高窟晒段时间的太阳。
他坐在烈日下,没有任何防晒措施,毫无保留地迎向炽热。影子随着太阳的步伐无声无息地轻轻倾移。喻恩泰感受到了阳光的召唤,身心喜悦,一瞬间有忘我的感觉。他将类似的体验打包成一件行李,随身携带,去江边晒,去海边晒,去沙漠晒,去寺院晒,也去九江晒,去重庆晒,去斐济晒,去意大利晒,去美国晒……在敦煌的时候,他一边看《百年孤独》《金刚经》,一边和被称为“荒漠蜥蜴”的马蛇鼠作伴,追着它们到处跑、四处玩儿,直到与“小家伙们”产生一种互相信任的感情。后来他又带着这两本书去了圣地亚哥,在那里继续与大太阳、小壁虎对话。他既晒太阳,也晒月亮。这是他最向往也最真实的生活。
他把这些感受都收藏进心里,释放在文字里,又不断再去路上印证记忆。十几年下来,他记录下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念头”,已经足足有几十本书的容量,一座鲜有人进入的“思想仓库”。演员身份之外的喻恩泰,怀了太多秘密。
与好莱坞受追捧的学霸詹姆斯·弗兰科们相比,国内带博士头衔的演员,基本是孤独的。
去年,喻恩泰当了父亲,在他终于遇到“逃不过的爱情”之后。如今不满一岁的女儿,已经跟着他四处做起了“流浪艺术家”——去欧洲,去美国,回到国内,在江南感受人间四月天,在九江一起混夜场。最惊险的,还是春节时,在斐济遇到台风,一夜之间屋外的树连根拔起,防护的水泥翘没了影,玻璃门吹变形,成了凹状,屋内的电扇全往天上跑,他只能紧紧怀抱着女儿,给她一个父亲能做的最有力量的保护。喻恩泰断言:“我不知道女儿未来会是怎样一个人,但她至少是一个流浪的人或是漂泊的旅行者。她或许不记得这么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她长大后会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那次旅行,是他人生中无数次“在路上”的一次。他的行李里,除了晒太阳的兴奋感、处乱不惊的镇定自若、新鲜的乳香外,必须有书。那次他带的是历史学家高华的遗著《历史学的境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陈寅恪的《新考据学》。太太和家人对他这样“隆重”的阅读嗜好已经习以为常,细水长流的家庭温暖再怎么浸润他,也禁不住他要随时思考“大问题”。
“高华先生的书深入浅出、易懂。梁启超那些开山鼻祖的文章对于怎么搜集史料,怎么归类,怎么排比,怎么分辨大的历史事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做了详尽梳理。”侃侃而谈这些道理的喻恩泰,像个熟悉的陌生人。他却认真说:“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他没有开玩笑,这是他的秘密之一。娱乐圈是个名利场,你很难想象一个已经通过《武林外传》收获了不小名声的演员,会放弃追击那点通向更红道路的好运气,选择转身,重回学校读研究生、博士,甚至拿到全额奖学金跑去牛津大学做交换生攻读“莎士比亚戏剧”。喻恩泰这个戏里的“秀才”,在戏外才是彻底的学霸。这在中国娱乐圈简直是个非主流的异类,难被理解与推崇,与好莱坞受追捧的学霸詹姆斯·弗兰科们相比,国内带博士头衔的演员,基本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有前奏,喻恩泰在读书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怪”。
“上戏有著名的‘三怪’。”喻恩泰回忆,“其中一个是我。那段时间我在研究美国的方法派,几乎一年没出门。于是有人问,707房间住了一什么怪人啊?见不到人影。其实我每天也出去——午饭的时候出去一次,晚饭的时候出去一次。”
在喻恩泰的研究生同学王圣越的印象里,喻恩泰这一面实际上有很好的诠释——他特别爱学习,特别爱用心琢磨。一个舞台剧表演,他可以研究半天。而他迄今为止,最愿意花时间去探索的有三个人——霍金、尼采、荣格。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戏剧的主观性,路径是量子力学。这两个看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在喻恩泰的知识体系下化为密切联系。“时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因为每个人对时间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客观的东西也会是主观的,比如,什么是对的表演?量子力学最打动我的一点是,用最长的时间,做最简单的事情,坚持久了就会改变性质。”
喻恩泰喜欢用哲学家尼采的观点去观察生活,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角度去体察自己和周边。“每个人生下来就已经是病人了,艺术家、演员病得尤其严重。你看看《荣格文集》里写毕加索、乔伊斯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荣格懂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艺术家们往往对某些事物有着上瘾的病态追求,这是宿命。另一方面,每个行业都在超越时代,演员和牛顿一样,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走得更远。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也可能是几千年的事情。“我会判断一件事是不是当我离开世界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是,那它就是我想努力做的,因为它有未来,还可以带给下一代加持。”
他甚至常想象尼采在1889年变疯癫前抱着那匹马哭晕过去时,是不是也顶着一个热辣辣的太阳。
喻恩泰说的这件事,至少包含一件——写诗,并诗性地活着。
写诗本身并不神秘,但当那些文字从墨里呼之欲出时,当它们即将汇聚成为偶然时,当时间还没有抵达未来时,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倾诉不易被察觉的秘密——它们散落在明信片、书籍、机票、餐巾纸、信封、酒店便笺等一切可以书写的纸面上,完成于车上、窗边、床头、餐桌、飞机上……以至于,喻恩泰专门寻找了一个大仓库来存放这无数的秘密。
“艺术、爱情、太阳的共性就是都有秘密,都能改变时间,改变状态,新陈代谢。”因此,本质上,都不客观,它们也能改变一个人对时间的把握。在喻恩泰这十几年的创作中,他尽量到全世界去晒太阳、晒月亮,无论短诗、长诗,几乎总会出现“太阳”“月亮”这两个意象,要么便用“光”或“黑夜”等词汇来替代。
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当中,他每落笔、停笔时,都会精确地标上“几时几分几秒”。似乎他的每一段思维,都在生命中有了坐标与刻度,“时间”成了喻恩泰的一种信仰。他专门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在哪晒太阳或月亮,留意所有文学作品或历史事件中一切与其相关的字句,甚至他常想象尼采在1889年变疯癫前抱着那匹马哭晕过去时,是不是也顶着一个热辣辣的太阳而有不适感。喻恩泰产生了一些庆幸:“我们没办法回到李白那个时代,骑同一匹马,喝同一杯酒,但我们还能和他同享世上最了不起的文物:太阳与月亮。”
喻恩泰很早就想过写作的意义:“所有的问题都在说同一件事,只是版本不同而已。为什么经书可以成为经文呢?是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我们为什么要写不同时代的历史?因为我们要看这个时代的版本。‘经’和‘径’是相通的,人人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于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路去理解同一个真相,多一个人看下去、传下去就多了一个旁证,这个时代不就留下来不同时代的印记吗?”
然而,喻恩泰对于写作的态度与坚持是伴随在父亲的反对声中的。“父亲经历过‘文革’,害怕再受牵连,我从小就不被鼓励写文章。”2006年,喻恩泰父亲在去世前,知道他要写书,劝他,别写了。喻恩泰安慰父亲,时代不一样了,得写下去。
“零几年,我一次路过南京,正走出车站去透透气,突然,觉得心里很难过,摸着胸口,似乎有很紧张的事要发生——哦,我把包落在车上了,包里有我的日记本。我一下就被惊醒了,非常害怕丢手稿,非常伤心。”这种写作的信仰纠缠着他,连做梦的时候都不放过。
他的旅途顺得不行,一路朝阳。写诗、写论文、画鱼、画花、读书、恋爱、结婚、当父亲、演戏,他一样都没耽搁。
他知道,这一切都与荣格谈的那些潜意识有关。
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写的每一首诗,画的每一幅画,他们做的每一个梦,都有童年的影子。“再普通的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传奇般的童年,这几乎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本质和属性。”喻恩泰的家乡在江西南昌,青山绿水,有很多湖泊与河流。他随便置一把椅子坐在那儿,就觉得这是马尔代夫。他小时候对这片水域的热爱超乎寻常:“我真以为那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大海就是我故乡》。”逃课去山里抓鸟,去江边看江豚,去湖边偷划别人家的小船,等等,都是家常便饭。他用一个词概括自己——野味十足。
喻恩泰认为,童年的平等性恰恰也体现于此了,人人都无法选择它。语言、性格、习惯几乎都由不得自己决定。“那是你无法绕过的神秘田地。我们很难真正理解自己的童年,而诗歌是我的导师。丢了童年与故乡,你就没有根基了,未来的旅途遇到再神奇的场景,都无法反思自己。”可事实是,这些年,他的旅途顺得不行,一路朝阳。写诗、写论文、画鱼、画花、读书、恋爱、结婚、当父亲、演戏,他一样都没耽搁。
“其实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与演员最接近的职业是运动员。可惜的是,我过得太好了,现在什么都有了。”喻恩泰倚靠在客厅沙发上,慵懒地笑望着化着精致妆容的妻子。对知识的索求他似乎一副永不满足的样子,现实生活中却特别容易知足。“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其实是最糟糕的状态。在艺术上有巅峰状态的人,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曹雪芹后来不穷困潦倒,他就写不出《红楼梦》。那些顶级喜剧演员,几乎没有一个是生活中很幸福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他如果不是一个悲观的、内向的、沉默的、偏执的、不幸的人,他就无法成为最好的喜剧演员。”喻恩泰曾觉得自己是有较大喜剧天分的演员,如今,幸福的生活让他意识到自己在这条“喜剧”之路上走得不会特别远了。
喻恩泰去了几次纽约布鲁克林后,又有了个怪念头:他计划在那做一个“破产艺术家”的项目。他一直在征服自己,用写作,用天马行空的思维。
对于悲观,喻恩泰还有更深的理解。
诗歌、艺术都是在讲悲观。“但不是我悲观,是这世界本质就是悲观,人类注定是Homeless。健康者无家可归,不健康者无家可归。人一出生,就是在牢笼里,所以我们才渴望流浪、自由。”
喻恩泰去了几次纽约布鲁克林后,又有了个怪念头:他计划在那做一个“破产艺术家”的项目。在那里,流浪者在寒风中露宿街头,即使衣衫褴褛,都瑟缩着伸出黑乎乎的手指头平静地一页页翻书看。“他可能还出了一本诗集,本身还是一位诗人。这和他有没有钱,是不是在流浪没有关系。在这座神奇的城市,它包容文艺青年,接纳破产者,接受最好的也接受最坏的,还不歧视人的年龄。这些破产艺术家受到的不是同情、鄙夷,是尊重。”
他想去布鲁克林,把那些破产的艺术家都集中在一个改造的“艺术工厂”,邀请他们一起开画展、卖画、演出、喝咖啡、读诗,等等,在人生苦难面前,用艺术拯救自己。他用海明威的话做解释:“人并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征服。”
其实喻恩泰一直在征服自己,用写作,用天马行空的思维。他还酝酿了一个隐秘计划——出版十年来积攒下来的诗与文稿。它们在被公开前,只与喻恩泰有关,一旦公布于天下,便成了读过它的每一个人的一部分。
时间很神奇,可是,重复做好一件事的动力呢?
“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然而‘美’这个东西很奢侈,甚至是被人遗忘的。所以朱先生说过,我们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夜晚,能辨清东南西北,是因为天空那寥寥几点星光,多年之后,我也希望成为那几点星光,照亮未来比现在更加黑暗的夜空。这太震撼了。尽管朱先生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悲观心理学》,但他就愿意做那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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