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场合，村上春树都说过自己是如何写起小说来的：那是1978年4月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从自己住的地方溜达到神宫球场，去看中央棒球联盟的揭幕战，由养乐多燕子队对阵广岛鲤鱼队。当时神宫球场的外场席是一面铺满绿草的斜坡，且不设座席，可随意就坐，他就一个人斜躺在那儿，边喝着啤酒边看球。突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

村上春树把这个决定性的瞬间称为“天启”，以此为界，他的人生状态陡然剧变。比赛结束后，他立刻去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夜深时分，结束爵士咖啡馆“彼得猫”的生意之后，他就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开始写小说。每天只有夜深到天亮之前的那几个小时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就这样白天开店，深夜写作，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写出处女作《且听风吟》。

刚刚成为专职作家时，村上春树和其他作家一样，从早到晚伏案写作，而且为了集中精力，他也抽烟，每天要抽60支，“手指熏成了黄色，浑身上下都发散出烟味”。伴随而来的是体力下降、体重增加。为了增强体力，或者说，他已经意识到写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身体需要为此作好准备，于是，他开始跑步。“33岁，是我当时的年龄，还足够年轻，但不能说是‘青年’了。这是耶稣死去的年龄，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凋零从这个年纪就开始了。这也许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样的年龄，我开始了长跑者的生涯，并且正式站在了小说家的出发点上——虽然为时已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成为职业小说家三十多年，村上春树已经建立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个人模式，在总结创作历程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他称之为“一个为长期坚持写作而设的个人系统”。写作在他看来，是一种“常规作业”（business as usual），需要保持规律性：“写得顺手时趁势拼命多写，写得不顺手时就搁笔不写，这样是产生不了规律性的。因此我就像打考勤卡那样，每天基本上不多不少，就写十页。”

所谓十页，按照稿纸的标准，每页400字，也就是4000字。写长篇小说时，他雷打不动地每天凌晨4点左右起床（从来不用闹钟，身体已经自然调整好生物钟），泡咖啡，吃早饭，立刻进入工作。然后写五六个小时，“即使心里还想继续写下去，也照样在十页左右打住；哪怕觉得今天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满十页”。他引用著有《走出非洲》的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创作：“我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每天写上一点点。”

这听起来很不艺术家，反而像标准化操作的工厂车间作业。在世人的眼中，作家应该是不健康、反社会、反世俗的存在，而不应该像村上春树那样严于自律。因此他自嘲道：“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吧。”

小说创作是一份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小说也是需要时间来打磨的艺术。在村上春树看来，小说需要“备料”（即酝酿过程）的时间、让它逐渐成形的时间、将初具雏形的东西放到阴凉处好好“养护”的时间（他写完小说后，会把它在抽屉里放上半个月到一个月，自己则做些别的调剂）、再把它拿出来放在自然光中曝晒的时间（听取他人意见，对他而言通常是太太）、对凝固成形的东西锤炼敲打的时间，而在这一环环作业上所花时间的品质，最终必定会表现为作品的“信服度”。

有些作家会说“要不是被截稿期逼着，我可写不出小说”，还有些作家会说“如果有时间，我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借口罢了。对此，雷蒙德·卡佛说过一句话：“不要辩解，不要为自己开脱。不要发牢骚。不要找借口。”村上春树对此心有戚戚焉，他深知，那种为时间所迫、忙手忙脚的写作方式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要想让时间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意志去掌控时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