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广东省环保厅公布将对广州40条河涌进行整治，长度为321.3公里，投资估算28.5亿元，并让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 每年还要对其考核——直接影响领导们的仕途命运。对此，广州市民并不埋单，各种质疑声扑面而来。“河长江长湖长海长沟长长长神勇，求下联”；“我这里海，建议设置‘海长’一职，对治理海岸污染大有帮助”；“首长制都不靠谱，还河长？”

河长制变成悬在“河长”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丝毫不会影响到环保部门对河涌整治的热情与决心——在他们眼里，“河长制”是一项屡试不爽的管理办法。因为之前，已经有许多个城市见证了河长制带来的伟绩，它的卓越性已经不容质疑——“内江实施河长制部分河段水质达国家III类标准”、“海宁河长制管理百日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慈溪市河长制治理水污染扩面行动成效明显”、“国家水利部领导盛赞昆明河长制”……即使没有行政级别，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六年前太湖的一次蓝藻暴发。当地无锡政府自施压力，出台了一份《无锡市河(湖、库、荡、氿)断面水质控制目标及考核办法(试行)》文件，由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了64条河流的“河长”，并“纳入各市(县)、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内容”——这成为了全国首创的“河长制”。

经过一年的实战，无锡河道水质控制取得突出成效，成了全国河道整治的标杆。“河长制”被全国各地争先复制，大到省级政府，小到乡镇官员。2008年，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力推把流入滇池的82条河道一一挂到每个“河长”名下，还引起一阵非议。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评论说，通过“河长制”，让本来无人愿管、被肆意污染的河流，变成悬在“河长”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国“水危机”严峻的当下，似乎是一个催生河清水绿的可行制度。

“‘河长’是政府里的一把手或重要官员，有可能会把他部门的人都调过来经营河道，但是这种事不是他们本职工作。如果让商业局管河道变成常态，那商业局自身的发展还管吗？还是要实行专业化管理，谁的事谁管。”这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很疑惑。

充其量就是一个监管员，美其名曰“井长”。

3月22日，长沙，被雨果称作“城市良心”的下水道吞噬了一个21岁大四女孩鲜活的生命。长沙坠井事件为全国的城市沙井盖敲响警钟。4月，合肥市蜀山区南七街道为避免坠井事件的发生，在丁岗社区实行“井长制”——对3000多个沙井盖进行实名认领，每个志愿者可认领3—5个。被认领的沙井盖会贴上公示牌，标明认领人及其承诺。看看他们的工作内容：首先是报告(向上级汇报沙井盖是否完好)，其次就是制止（不法分子对沙井盖的破坏），再则是配合(上级的检查工作)。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个监管员，美其名曰“井长”。

“这种管理方法很笨，根本是胡闹，城市公共设施应该加强制度管理，不应该用人来管，成本高，且又管不住。当地有关部门只考虑到少数人的积极性，管理员不可能24小时守着那些井盖形影不离，好多事情刚出来的时候管用一阵子，后面不了了之。”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俊说。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王伟强说：“志愿者可以弥补公务员的编制不足，增加邻里的交往和公信力，但井盖问题实际是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解决，没必要搞人海战术，上海就是榜样。”

“街长”成为城市网格化、精细化、人性化管理的一剂良方。

“他只是在附近游荡/全村的人都知道他/我喜欢这样称号他/说他是永公街的街长/他不痴/也不是傻瓜/他不狂/也不常说话/他的世界里用吊诡文法/他是永公街的街长……他是文明社会的罪与罚……”这首台北地域特色的《永公街的街长》被张雨生收入在他1994年《卡拉OK·台北·我》的专辑里。

19年后，“街长”出现在大陆的各个城市，成为城市网格化、精细化、人性化管理的一剂良方。

半年前，西宁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招募了56名街长。招募非招聘。它们的本质区别就是：一个是付钱，一个是不付钱。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街道办不断给街长们“放权”——除了对自己管理区域不文明行为进行及时劝导、纠正，以及巡查市容环境、公共设施是否完好这些职责外，街道办还授予他们处置权力。

不管怎样，这些“街长”始终只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到城市管理中。相比之下，云南临沧市临翔区的“街长”显得“官方”得多。

在临沧市临翔区的40多条街道都立着一块蓝底白字的“街长牌”。上到区委书记，下到普通城管员，电话及职务职责都清晰地写在上面，组成一个“街长”团队。区领导为责任领导，城管员为执行街长。街坊只要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牌上的电话。让执行“街长”头疼的是，市民经常越过他们直接找牌上最高的领导，这让他们“鸭梨山大”。

“街长制”的管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惠，但只能作为城市管理的补充内容。“不可能把这种事当成正常的事。政府的管应该向服务转变，政府的权力不是天然的，它们的权力是通过服务来体现，不是靠管派压来实现。”王伟强说。

王毅：城市的管理者不是领导者

（王毅，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当年新兴城市化的发展，实现公众城管。城市管理者不是领导者。

城市管理不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到上，由市民群众参与到城市管理。现在好多城市讲管理进社区，进工厂，进学校，这只是一句口号，实际大量的管理工作是由基层人民政府包括民间组织来完成的。最基层就是街道办事处了，社区就像居委会，这些是直接在城市中生活的，他们对所服务的辖区是最熟悉的。城市管理是一个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

河长制反应了什么问题？这就是政府所讲的，管理到人，责任到位。官场上踢皮球的事情很多，来钱的事情都上，这是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扭转过去我们城市管理中存在的运动式、突击式的长官意志这种管理模式。兴起主要原因是应对环境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各种检查。这种城市管理是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方式，国外是没有的。其实是城市管理的下下策。

城市管理不是哪个部门想管就能管理好的，必须建立在市民高素质的自觉遵守，不遵守城市管理法规的进行劝导，适当进行处罚，以管理为主，执法为辅。罚只是一个后续的手段。要让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到城市管理，共同维护好城市的公共空间、生活空间，这恰恰是中国缺失的东西。中国对城管义工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香港义工虽然不拿劳动报酬，但从社会保障体系来讲，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基金来奖励能保证他们的生活基本需要。

街长、路长、井长是否是有名无实，这不重要。想不想管和有没有办法管是不同的两回事。城市管理这个事情不是某个部门法律授权才可以去管的，不是说嘛，人人都可以参与管理。我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你破坏我的公共空间我就有权管理。这是劝导权、说服权、制止权。很多人把城市管理权和城市管理处罚权混为一谈。管理权是人人都有的，处罚权是执法机关才有的。但有些数字化城市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搞人海战术？比如，灯长，井长，都很累，效果不好。

你未必知道的城市“长官”

灯长

合肥瑶海区所有的路灯、配电柜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身份证上都有各自的编号，区市政部门管理人员将分别担任“灯长”，如果出现维修不及时的情况，就追究“灯长”的责任。

楼长

“有个人要跳楼，你是楼长，怎么办”? 这是2013年上海公务员面试一道模拟题。楼长在上海历史久远，在《七十二家房客》里我们都能看到楼长的影子。2011年一则报道说，上海有数十万“街官”和楼长，他们都是义务服务。

路长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公安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出台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全面推行“路长制”实施意见》、《乡镇路长工作职责》等10个工作制度，全面推行乡（镇）、村、组干部职工共同对辖区所有道路、机动车辆和驾驶员实行包保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树长

在金华、潍坊、聊城，都有热心市民建议实行“树长制”，在每条街道，设立一个“树长”(护树员)，负责一条街上树木的全面监护管理及维护。包括浇灌、松土、剪枝、卫生、防虫、防冻、防剥皮、防攀摘等工作。

湖长

武汉市水务局在每个湖泊设一个“湖长”，各区区长为本辖区内湖泊的“总湖长”，对辖区内湖泊保护管理负总责。对于跨街（乡、镇、场）的岸线较长的湖泊，还要明确街（乡、镇、场）的领导为辖区的湖段长。

库长

合肥安监局为了确保31个尾矿库的安全，今年实行“库长制”，每个尾矿库都有一个副县级以上领导当“库长”。对没有按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或所负责的尾矿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将直接追究其责任。

桥长

12年前，武汉在城市治理上先行一步，在17座天桥实行“桥长制”。“桥长”每天手持铲子、抹布、保洁桶，见“牛皮癣”就铲，见到垃圾就装，同时还充当起保安员的角色。两年后，“桥长制”名存实亡了。